1976年1月，北京天安门广场，演员王铁成排在悼念周恩来总理的人群中，顶着寒风等了三个多小时。那时的他还没有想过，几年以后，自己会成为银幕上周恩来的主要扮演者。
周总理逝世时，王铁成正在北京。得知消息后，他赶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参加告别仪式。人群排得很长，秩序却始终井然。走出告别厅时，他因为悲痛，忘了把胸前的白花留下，回到家才取下，挂在周总理遗像前。
这件小事对王铁成触动很深。病中休养时，他常常思考一个问题：将来如果拍摄周总理的电影，谁能把这个人物演好？他把熟悉的演员在脑中过了一遍，却觉得都不够合适。转念之间，他忽然想到自己，连本人都觉得有些冒失。
身体条件并不意味着一定适合。王铁成拿周总理的照片与自己的照片反复比较，观察眉眼、额头、嘴唇和侧面轮廓。他曾在化妆室里自行试妆，还问同事：“你看我像谁？”对方端详半天，答道：“像斯大林。”一句玩笑让现场有些尴尬，却没有动摇他的念头。
1977年，为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中国话剧院排演话剧《转折》，舞台上首次出现周恩来的形象。剧组从各地寻找演员，迟迟没有找到满意人选。有人想起王铁成曾经试着化妆，便让他参加试戏。
专业化妆完成后，效果出乎许多人意料。王铁成没有把这次机会当成普通角色，而是前往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反复观看周总理的影像资料，揣摩说话的音色、停顿和节奏。为了研究走路姿态，他一天走了四十多里路。
《转折》演出后，观众的反应让王铁成意识到，扮演周恩来并不只是外形相似。周总理的克制、周密和对人民的感情，都必须通过细节呈现出来。此后，他持续搜集照片、文献、报刊和相关回忆材料，每逢1月8日，还会准备鲜花悼念周总理。
1989年夏天，王铁成在厦门结识导演丁荫楠。两人多次交谈，谈得最多的仍是周恩来。王铁成已经不满足于演几个片段，他希望把周总理从革命战争年代到生命最后阶段的精神气质完整表现出来。丁荫楠也在筹划一部以周恩来为核心的影片，双方很快达成合作意向。
1990年10月，电影《周恩来》正式拍摄。进组后，王铁成没有急着谈个人待遇，而是向剧组提出三点要求：影片必须把周恩来放在核心位置；尽量使用真实场景、真实物件；凡是有助于还原人物的细节，即使存在敏感性和争议，也不要轻易回避。
这些要求听起来并不复杂，落实起来却很难。影片涉及多个历史阶段，既要表现重大事件，也要处理周总理晚年治病和弥留时的状态。尤其是医院场景，不能靠几件道具敷衍过去，否则人物的处境便失去了可信的依托。
拍摄长征戏时，王铁成乘坐的吉普车发生事故，造成六根肋骨骨折，后来住进了医院。住院期间，他留意病房的格局、门窗位置和医护人员的工作状态，并设法了解周总理当年所在病房的情况。有人问他为什么观察得这么细，他说：“既然要演，就不能只靠想象。”
剧组随后提出实景拍摄的申请。经过逐级请示，最终获准在相关医院环境中完成拍摄。这个决定为影片增加了真实质感，也让王铁成更直接地面对周总理晚年的生活空间。
最难拍的是周总理病重时期的一场戏。王铁成多次表演都没有达到要求，因为他始终没有找到那种强忍病痛、仍然牵挂国家大事的状态。直到自己负伤住院，感受到疼痛和对剧组进度的焦急，他才逐渐理解人物当时的心理。
拍摄“贺龙骨灰安放仪式”时，剧组需要大量车辆营造庄重气氛。部队得知是拍摄周恩来的影片后，主动提供车辆和协助，没有收取费用，实际到场的车辆还超过原定数量。许多看似普通的拍摄细节，背后都凝聚着人们对周总理的特殊感情。
影片上映后，王铁成随剧组到各地参加活动。周恩来的家乡淮安举行放映时，现场接待规格格外隆重。面对热烈欢迎，他说：“这些荣誉不是给我的，我只是替周总理接受。”这句话并非客套，而是他多年扮演这一角色后的真实体会。
1991年，王铁成凭借《周恩来》获得第十二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和第十五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主角。奖项属于演员，影片的分量却来自周恩来真实而厚重的人生。对王铁成而言，那次表演的起点是一次告别，后来则变成了长达十余年的认真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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