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上张姨分床10年,楼下李姨还跟老伴一个被窝,两家儿媳电梯里比,张姨穿旧睡衣坐门口,李姨披新披肩笑,谁夜里不敲门,两家儿子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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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在电梯里碰见楼下李姨。

她披了条新披肩。酒红色的,羊毛的,标签还没剪干净,从领口翻出来一小角。她看见我,往边上让了让,笑了一下。

“下班啦?”

我说嗯。

电梯到七楼,张姨进来了。

张姨穿了件旧睡衣。棉的,洗得发白,袖口起球。她手里拎着一袋垃圾,看见李姨,愣了一下。

两个人站在电梯里,一左一右。

我看着电梯门上的倒影,两个老太太,一个披着新披肩,一个穿着旧睡衣。谁也没再说话。

电梯到一楼,张姨先出去了。李姨慢了半步,回头看了我一眼,又笑了一下。那个笑,我到现在都没想明白是什么意思。

我妈说,张姨跟老伴分床十年了。

李姨还跟老伴一个被窝。

这话是我妈在饭桌上说的。她说完,夹了一筷子青菜,没看我。

我爸在旁边喝汤,喝完把碗放下,起身去看电视了。

我扒了两口饭,也没接话。

有些事,接了话就躲不开了。

我们那栋楼,六层,没电梯。盖了快三十年。墙皮掉得一块一块的,楼道里的声控灯换了不知道多少回,还是时好时坏。

张姨住三楼,李姨住二楼。

两个人前后脚搬进来的,都是九几年。那时候楼里住的都是一个厂的,纺织厂。张姨在细纱车间,李姨在质检。两个人一个班次,一起骑车上下班,一起在食堂打饭。

后来厂子倒了。

张姨的男人去了建筑队,李姨的男人跑运输。

再后来,孩子大了,结婚了,又离婚了。

楼里的人一茬一茬地搬走,又一茬一茬地搬回来。有些房子租出去了,有些还空着。

张姨没搬。李姨也没搬。

我妈说,张姨分床那年,她孙子刚出生。

她去儿子家带孩子,带了三年。回来以后,就跟老伴分床了。

“为什么分的?”我问过我妈。

我妈说:“不知道。问了她也不说。”

我又问:“那李姨呢?”

我妈说:“李姨啊,李姨命好。”

命好。

我妈说这两个字的时候,语气很平。

李姨的男人老周,我见过。个子不高,黑,瘦,话少。每天早上六点出门,晚上七点回来。骑一辆二八大杠,车后座绑着一个帆布包。

他在外面跑运输,跑了二十多年。

李姨在楼下开了个小卖部,卖点烟酒饮料,针头线脑。铺面不大,就一楼阳台改的,开了个窗口,摆了个柜台。

小时候我常去她那儿买冰棍。

李姨总是坐在柜台后面,手里织着毛衣,看见我就笑。

“又来啦?今天吃哪种?”

我说随便。

她就给我拿一根老冰棍,五毛钱。

那时候五毛钱能买一根冰棍,也能买一包盐,或者两节电池。

李姨的小卖部开了快二十年。后来超市多了,生意淡了,她还是开着。她说,开着吧,闲着也是闲着。

老周跑运输,一个月回来一趟,有时候两趟。

回来的时候,李姨就早早关了铺子,去买菜,炖排骨。

我闻见过那个味道。从二楼飘上来,整栋楼都是肉香。

我妈说,老周爱吃排骨。李姨炖的排骨,烂,入味,老周一次能吃三碗饭。

后来老周不跑运输了。

年纪大了,开不动了。他在小区门口摆了个修车摊,修自行车,修电动车,换轮胎,补胎。

一天挣个三五十块。

李姨的小卖部还在开。

两个人加一起,一个月三千来块。

张姨那边,情况不太一样。

张姨的男人老刘,从建筑队下来以后,在物业干过,在澡堂干过,后来膝盖不行了,就在家待着。

老刘的膝盖是早年在工地上伤的。半月板,积液,疼起来走不了路。

张姨在超市做保洁,一个月两千二。

老刘有退休金,一个月一千八。

两个人加起来四千。

听起来比李姨家多点。

但张姨的儿子,离了婚,带着个孩子,隔三差五回来要钱。

我妈说,张姨的孙子,今年上初中了,补习班一个月两千。

“她儿子不给?”

“给什么给,他自己都顾不过来。”

张姨的儿子叫刘洋,我见过。比我大几岁,以前在厂里上班,后来厂子倒了,去跑了外卖。跑了一阵,又说太累,不跑了。现在在干什么,没人说得清。

有时候我在楼道里碰见他,他低着头,看手机,不跟人打招呼。

张姨从来不提他。

有一次,我妈跟张姨在楼下聊天。我妈问了一句:“刘洋最近怎么样?”

张姨说:“就那样。”

然后就不说了。

我妈也没再问。

那天晚上,我听见三楼有摔东西的声音。不大,闷闷的,像是枕头砸在墙上。

然后是张姨的声音。

“你走!你走了就别回来!”

再然后,是关门声。

很重。

第二天早上,我看见张姨坐在门口。

穿的就是那件旧睡衣,外面套了件外套。她坐在一个小马扎上,面前放着一个盆,盆里泡着衣服。

她弯着腰,一件一件地搓。

我路过的时候,她抬头看了我一眼。

“上班去啊?”

我说嗯。

她说:“路上慢点。”

我说好。

我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她又低下头,继续搓衣服。搓着搓着,停了一下,用手背抹了一下眼睛。

我没敢再看。

李姨那边,好像从来没这些事。

她儿子周涛,在城南买了房,搬出去住了。儿媳妇是老师,孙子上了小学。

周涛每周末回来一趟,带点水果,带点菜。

有时候我看见他在楼下跟老周一起修车。他蹲在地上,递扳手,老周躺着,钻在车底下。

父子俩不怎么说话。但看着挺自然。

李姨就在柜台后面织毛衣,偶尔抬头看一眼,笑一下。

我妈说,李姨命好。

命好这两个字,我妈说了不止一次。

有一次我忍不住问:“妈,你觉得什么是命好?”

我妈想了想,说:“老了有人陪,病了有人管,没钱了有人给。”

她说完,又补了一句:“你李姨这辈子,没受过什么大罪。”

我没说话。

我妈看了我一眼,说:“你张姨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张姨这辈子,苦。”

我妈说,张姨年轻的时候,在厂里是劳模,三班倒,从来不叫苦。后来厂子倒了,她去菜市场卖过菜,去饭店洗过碗,去超市做过保洁。什么活都干过。

老刘在工地上,一年到头回不了几次家。张姨一个人带孩子,一个人做饭,一个人过年。

“有一年大年三十,张姨包了饺子,等老刘回来。等到晚上十点,老刘打电话说回不来了。张姨把饺子倒了。”

我妈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

“倒了?”

“倒了。她说,不吃了。”

我没再问。

有些事,问多了,就像在揭别人的伤疤。

张姨分床的事,楼里人都知道。

但没人当面问过她。

我妈说,分床是张姨提的。老刘不同意,张姨就搬到了客厅。客厅里支了张折叠床,一睡就是十年。

“为什么?”

“不知道。”

我妈说,张姨从来没说过为什么。

“那老刘呢?”

“老刘能说什么。他膝盖不好,晚上起夜多,张姨嫌吵。”

嫌吵。

这个理由,听起来合理,又不太合理。

我妈说,有一次她去张姨家借东西,看见客厅里那张折叠床。床很窄,铺着旧褥子,枕头边上放着一个保温杯,一盒药。

张姨坐在床边,弯着腰,在叠衣服。

我妈说,她当时站在门口,突然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就说了一句,你这床太窄了。”

张姨笑了一下,说:“窄点好,窄点踏实。”

踏实。

我妈说,她回来以后,想了很久。

“你说她图什么?”

我没说话。

李姨那边,不是这样。

我妈说,李姨跟老周,一辈子没分开过。老周跑运输那会儿,一个月回来一趟,李姨就搬个小凳子,坐在楼下等。有时候等到半夜,有时候等到天亮。

“那时候没电话,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到。李姨就等。有时候我半夜起来上厕所,看见她还在楼下坐着。”

我妈说,有一次老周的车坏在半路,第二天才回来。李姨在楼下坐了一夜。

“第二天老周回来了,李姨什么也没说,站起来去给他热饭。”

我妈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有点羡慕。

“你说这叫什么?”

我说:“叫感情好。”

我妈说:“感情好是一回事。还有别的。”

“什么别的?”

我妈说:“李姨会做人。”

会做人。

这三个字,我妈也说过不止一次。

李姨的小卖部,东西卖得不贵,有时候邻居忘了带钱,她也不催。谁家有个急事,她帮个忙,也不图什么。

老周修车,有时候不收钱。邻居过意不去,给他送点东西,他也不推辞。

两个人就这么过着。

不富,但也不缺什么。

张姨那边,不太一样。

张姨不太跟人来往。她上班,下班,买菜,做饭。有时候在楼道里碰见,打个招呼,也不多聊。

我妈说,张姨年轻的时候不是这样。那时候她在厂里,人缘好,爱说爱笑。

“后来怎么变了?”

“不知道。可能是累了。”

累了。

这个理由,听起来合理,又不太合理。

有一次,我在楼下碰见张姨。

她刚从超市下班回来,手里拎着一袋米。袋子不大,但她拎得很吃力,走几步,歇一下。

我过去帮她拎。

她愣了一下,说:“不用不用,我自己来。”

我说没事。

我拎着米,跟她上楼。她走在前面,走得慢。到了三楼,她掏出钥匙开门,回头看了我一眼。

“进来坐坐?”

我说不了,还有事。

她说:“那谢谢你啊。”

我说没事。

我转身下楼的时候,听见她家的门关上了。声音很轻。

后来我妈问我,去张姨家了?

我说没进去,就帮她拎了袋米。

我妈说:“你张姨那人,不爱麻烦别人。”

我说:“看出来了。”

我妈说:“她跟老刘,也是。”

“也是什么?”

“也不麻烦。”

我妈说,张姨跟老刘,现在一天说不了几句话。早上张姨出门,老刘还没醒。晚上张姨回来,老刘已经吃了。两个人各做各的饭,各睡各的觉。

“那他们还是夫妻吗?”

我妈看了我一眼,说:“你说呢?”

我没说话。

李姨那边,我妈说,老周每天等李姨关铺子。李姨关铺子,老周就帮着收东西。两个人一起上楼,一起做饭。

“谁做饭?”

“老周做。”

“李姨不做?”

“李姨腰不好,站久了疼。老周就自己做。”

我妈说,老周做的饭不好吃,但李姨从来不说。

“李姨说,有人做就不错了。”

有人做就不错了。

这句话,我妈学给我听的时候,笑了一下。

“你李姨,知足。”

知足。

这两个字,我妈说的时候,语气很轻。

我妈自己呢。

我妈跟我爸,也分床了。

但我妈不说。

我是有一次回家,看见我爸睡在客厅沙发上,才知道的。

我问她:“我爸怎么睡沙发?”

我妈说:“他打呼噜,我睡不着。”

我说:“那你们分床了?”

我妈说:“没有,他就是睡沙发。”

我说:“那不就是分床吗?”

我妈没说话。

后来我问我爸,我爸说:“你妈嫌我吵。”

我说:“那你怎么办?”

我爸说:“能怎么办。睡沙发呗。”

他说这话的时候,正在看电视。手里拿着遥控器,换了一个又一个台。

我坐在旁边,也没说话。

有些事,你看见了,但你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写到这里停了很久。

我不是想写张姨,也不是想写李姨。我想写的是我妈,我爸,还有我。

我妈今年六十了。我爸六十二。

两个人过了大半辈子,现在一个睡卧室,一个睡沙发。

我妈说,她不是不爱我爸。

“那是什么?”

她说:“是累。”

累。

这个字,我听很多人说过。

张姨说累,李姨也说累。我妈说累,我也说累。

但每个人的累,好像都不一样。

张姨的累,是等了十年,等来一个人,睡在隔壁,不敲门。

李姨的累,是等了一辈子,等来一个人,每天回来,一起吃排骨。

我妈的累,是等了大半辈子,等来一个人,睡在客厅,还在打呼噜。

我的累,是看着他们,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们那栋楼,六层,没电梯。

楼道里的灯,时好时坏。有时候亮,有时候不亮。

有一次,晚上十一点,我下楼扔垃圾。走到三楼,听见张姨家有声音。

很小,是电视的声音。

我从门缝下面看见一点光。蓝色的,一闪一闪。

我站了一会儿,然后继续下楼。

走到二楼,李姨家已经黑了。小卖部的窗口关着,灯也关了。

老周的修车摊,在小区门口。白天的时候,他坐在那里,弯着腰,修车。晚上,他把工具收进一个铁皮箱,锁上,然后上楼。

有时候我看见他上楼,手里拎着一袋菜。菜是李姨买的,他负责拎。

两个人一前一后,不怎么说话。

但看着,挺稳。

张姨那边,老刘有时候也下楼。

他膝盖不好,下楼费劲。一步一步地挪,手扶着栏杆。

有一次,他在楼道里碰见我。我说:“刘叔,慢点。”

他说:“没事,习惯了。”

他走到二楼,停下来歇了歇。李姨正好开门,看见他,说:“老刘,进来坐坐?”

老刘摆了摆手,说:“不了,我去买包烟。”

李姨说:“你膝盖不好,别走远了。”

老刘说:“知道了。”

他继续下楼。我站在楼上,看着他的背影。一步一步,很慢。

后来我听说,老刘跟张姨分床以后,有时候会去李姨的小卖部坐坐。

不买东西,就是坐坐。

李姨给他倒杯水,两个人聊几句。聊什么,没人知道。

我妈说,张姨知道这事。

“她没说什么?”

“没有。”

“那她怎么想?”

“不知道。她不说。”

我妈说,有一次她跟张姨聊天,聊到李姨。张姨说了一句:“李姨命好。”

我妈说,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

就像我妈说李姨命好的时候,一模一样。

我写到这里,又想停一下。

我不是想说谁对谁错。

张姨没错。李姨也没错。我妈没错。我爸也没错。

但有些事情,就是不对劲。

我有个朋友,叫陈默。在北京上班,做程序员。

他去年结婚了。

结婚前,他跟我说,他不想结。

“为什么?”

“累。”

“累什么?”

“什么都累。买房累,装修累,办婚礼累,以后生孩子更累。”

我说:“那你还结?”

他说:“我妈说,不结婚,老了没人管。”

老了没人管。

这句话,我听过很多次。

陈默说,他结婚的时候,他妈哭了。他爸没哭,但喝多了,拉着他的手说:“好好过日子。”

“什么叫好好过日子?”

陈默说:“不知道。没人告诉我。”

他现在结婚一年了。跟他老婆,各上各的班,各吃各的饭。有时候周末一起看个电影,有时候不。

我问他:“你们分床吗?”

他说:“没有。但跟分床也差不多。”

“什么意思?”

“就是,各睡各的。她睡左边,我睡右边。中间隔一床被子。”

我说:“那不就是分床吗?”

他说:“不算吧。至少还在一个床上。”

我说:“那有什么区别?”

他没说话。

后来他说:“区别就是,别人问起来,我们没分床。”

我写这些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

我坐在客厅里,我妈睡在卧室,我爸睡在沙发上。我爸的呼噜声,从客厅那头传过来。

不大,但有规律。

我想起张姨的折叠床,想起李姨的排骨,想起我妈说的“知足”,想起我爸说的“能怎么办”。

这些事,好像跟我有关,又好像跟我无关。

我打开手机,看见一条消息。

是我妈发的。

“明天回来吃饭吗?我炖排骨。”

我打了几个字,又删了。

又打了几个字,又删了。

最后我回了一个字。

“回。”

发完以后,我坐在沙发上,看着我爸的呼噜声。他翻了个身,呼噜停了,又响了。

我想起李姨的披肩。酒红色的,标签还没剪。

我想起张姨的睡衣。旧的,洗得发白。

我想起我妈说的那句话。

“你张姨这辈子,苦。”

苦。

这个字,太重了。

我写不下去了。

但我还得写。

因为张姨还在坐门口。

李姨还在披新披肩。

我妈还在炖排骨。

我爸还在睡沙发。

我还在打这几个字。

打了又删,删了又打。

张姨分床十年了。老刘的膝盖越来越不好。他下楼的时候,扶着栏杆,一步一步。有时候他会在二楼停下来,李姨给他倒杯水。两个人聊几句,然后他继续下楼。

他去干什么,没人知道。

李姨的披肩是儿子买的。周涛上周末回来,带了一条披肩,酒红色的。李姨说太艳了,周涛说,你穿什么都好看。

李姨笑了。

老周在旁边修车,抬头看了一眼,也笑了。

张姨的儿子刘洋,上个月又回来了。他带着孩子,在张姨家住了一晚。第二天早上,张姨送孩子上学。她牵着孙子的手,走在路上。孙子背着书包,蹦蹦跳跳。

张姨走得很慢。

她穿着那件旧睡衣,外面套了件外套。

送完孙子,她去超市上班。

她在超市做保洁,一个月两千二。

她干了六年了。

老刘的退休金,一个月一千八。加上张姨的,四千。

四千块,两个人花。

刘洋不给钱。有时候还回来要。

张姨不说,但楼里人都知道。

有一次,张姨在楼道里打电话。声音不大,但我听见了。

“我没钱。你找你爸去。”

说完就挂了。

她站在楼道里,站了一会儿。然后掏出钥匙,开门,进去了。

门关上的声音,很轻。

李姨的小卖部,上个月关了。

她说腰不行了,站不住了。

老周说,关了也好,歇歇。

李姨说,歇着也是歇着。

关了以后,李姨每天在楼下晒太阳。她坐在一个小凳子上,披着那条酒红色的披肩。有时候织毛衣,有时候不织,就坐着。

老周在旁边修车。

两个人不说话。

但看着,挺稳。

我妈说,李姨命好。

我问她:“妈,你觉得你自己命好吗?”

我妈想了想,说:“还行。”

“什么叫还行?”

“就是,还行。”

她说完,起身去厨房了。我听见她打开水龙头,洗碗。水声很大,哗哗的。

我爸在客厅看电视。呼噜声又响了。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手机。

屏幕上是我妈发的那条消息。

“明天回来吃饭吗?我炖排骨。”

我回了一个字。

“回。”

然后我放下手机,看着窗外。

天黑了。楼下的路灯亮了。有人从外面回来,拎着袋子,走进楼道。楼道里的灯亮了,又灭了。

我听见二楼有人开门。是李姨的声音。

“回来了?”

然后是老周的声音。

“嗯。”

门关上了。

三楼很安静。

张姨家的电视,还在响。蓝色的光,从门缝下面漏出来,一闪一闪。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那点光。

看了很久。

后来我爸的呼噜声停了。他翻了个身,说了句梦话。听不清。

我妈从厨房出来,看见我坐在沙发上,说:“还不睡?”

我说:“就睡。”

她说:“明天早点回来。”

我说:“好。”

她进了卧室,关了门。

客厅里只剩下我,和我爸的呼噜声。

我打开手机,又打了一行字。

“张姨今天穿旧睡衣坐门口。李姨披新披肩笑。”

我看了半天,又删了。

有些事,写不出来。

写出来,也不是那个味道。

我关了手机,躺在沙发上。

沙发很短,我的腿伸不直。

我想起张姨的折叠床。

窄点好,窄点踏实。

我闭上眼睛,听着我爸的呼噜声。

一声,一声。

像在数什么。

又像在等什么。

第二天早上,我出门上班。

在楼道里碰见张姨。

她穿着旧睡衣,外面套了件外套。手里拎着垃圾袋。

她看见我,笑了一下。

“上班去啊?”

我说嗯。

她说:“路上慢点。”

我说好。

我下楼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她站在门口,弯着腰,把垃圾袋放在门边。然后直起身,捶了捶腰。

我继续下楼。

到了二楼,李姨的门开着。她坐在门口的小凳子上,披着那条酒红色的披肩。手里拿着一把梳子,慢慢地梳头。

她看见我,笑了。

“上班去啊?”

我说嗯。

她说:“路上慢点。”

我说好。

我走出楼道,回头看了一眼。

二楼和三楼,两个窗口。

一个关着,一个开着。

我转过身,走了。

路上,我收到我妈的消息。

“晚上回来吃饭。排骨炖好了。”

我打了几个字。

“好。回。”

发完以后,我把手机放进口袋。

风有点大。我拉了拉外套的拉链。

天阴着。

像是要下雨。

又像是不会下。

我走到路口,等红灯。

旁边站着一个老太太,穿着旧棉袄,手里拎着一袋菜。她看着我,笑了一下。

我也笑了一下。

绿灯亮了。

我往前走。

老太太也往前走。

我们走的是同一个方向。

但走着走着,就分开了。

我回头看了一眼。

她还在走。

弯着腰,拎着菜。

一步一步。

很慢。

我转过身,继续走。

风越来越大。

我把手插进口袋里。

口袋里有手机,有钥匙,有几块钱。

还有一张超市的小票。

是昨天买排骨的。

我妈让我带的。

我摸了摸那张小票。

纸的,有点皱。

上面印着几个字。

“排骨,二斤三两。”

我把它拿出来,看了一眼。

又放回去了。

然后我继续走。

风很大。

天阴着。

我走在路上。

像很多人一样。

走着。

不回头。

不敲门。

不说话。

但走着。

一直走着。

走到单位,我坐下来。

打开电脑。

屏幕亮了。

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

然后我打开一个空白文档。

开始打字。

“昨天在电梯里碰见楼下李姨。”

我写了一句。

然后停下来。

删了。

又写。

“张姨分床十年了。”

我又停下来。

删了。

我靠在椅子上,看着天花板。

天花板上有个灯,亮着。

白色的光。

很亮。

我闭上眼睛。

想起张姨坐门口的样子。

想起李姨披披肩的样子。

想起我妈说“命好”的样子。

想起我爸睡沙发的样子。

我睁开眼睛,拿起手机。

给我妈发了一条消息。

“妈,我晚上回来。”

发完以后,我放下手机。

继续看着屏幕。

屏幕上,还是空白。

我打了几个字。

又删了。

又打。

又删。

最后我打了一行字。

“我写不下去了。”

然后我又删了。

因为我知道。

写不下去,也得写。

就像张姨。

分床十年了。

还得过。

就像李姨。

小卖部关了。

还得笑。

就像我妈。

我爸打呼噜。

还得睡。

就像我爸。

沙发很短。

还得躺。

就像我。

写不出来。

还得写。

我坐在椅子上,看着屏幕。

屏幕很白。

很亮。

我打了几个字。

“张姨分床十年了。”

这次我没删。

我接着打。

“李姨还跟老伴一个被窝。”

我停下来。

看着这两句话。

然后我继续打。

“两家儿媳电梯里比。”

“张姨穿旧睡衣坐门口。”

“李姨披新披肩笑。”

“谁夜里不敲门。”

“两家儿子低头。”

我打完最后一行。

停下来。

看着屏幕上的字。

然后我靠在椅子上。

闭上眼睛。

听见办公室外面的声音。

有人在打电话。

有人在敲键盘。

有人在笑。

我睁开眼睛。

继续打字。

“昨天在电梯里碰见楼下李姨。”

我写。

“她披了条新披肩。”

“酒红色的。”

“羊毛的。”

“标签还没剪干净。”

“从领口翻出来一小角。”

“她看见我,往边上让了让,笑了一下。”

“我说嗯。”

“电梯到七楼,张姨进来了。”

“张姨穿了件旧睡衣。”

“棉的,洗得发白。”

“袖口起球。”

“她手里拎着一袋垃圾。”

“看见李姨,愣了一下。”

“两个人站在电梯里,一左一右。”

“我看着电梯门上的倒影。”

“两个老太太。”

“一个披着新披肩。”

“一个穿着旧睡衣。”

“谁也没再说话。”

我写到这里,停下来。

看着屏幕。

然后我继续写。

“电梯到一楼。”

“张姨先出去了。”

“李姨慢了半步。”

“回头看了我一眼。”

“又笑了一下。”

“那个笑,我到现在都没想明白是什么意思。”

我写完最后一句。

停下来。

看着屏幕。

屏幕上的字,很多了。

但我还得写。

因为张姨还在坐门口。

李姨还在披披肩。

我妈还在炖排骨。

我爸还在睡沙发。

我还在打字。

打了又删。

删了又打。

我写。

一直写。

写到天黑。

写到灯亮。

写到有人敲门。

写到有人不敲门。

写到张姨的折叠床。

写到李姨的排骨。

写到我妈的呼噜声。

写到我爸的沙发。

写到我自己。

写到写不下去。

然后继续写。

我写。

我写。

我写。

张姨分床十年了。

李姨还跟老伴一个被窝。

两家儿媳电梯里比。

张姨穿旧睡衣坐门口。

李姨披新披肩笑。

谁夜里不敲门。

两家儿子低头。

我写完这几句。

停下来。

看着屏幕。

然后我关了电脑。

站起来。

走出办公室。

天已经黑了。

路灯亮着。

我走在路上。

风很大。

我把手插进口袋里。

摸到那张超市小票。

纸的。

有点皱。

我拿出来。

看了一眼。

“排骨,二斤三两。”

我把它放回去。

继续走。

走到楼下。

抬头看。

三楼亮着灯。

二楼也亮着灯。

我站在楼下。

看了一会儿。

然后我走进楼道。

上楼。

走到二楼,李姨的门关着。里面传来说话声。不大,但听得见。

是老周的声音。

“今天排骨炖得烂。”

然后是李姨的声音。

“烂点好,你牙不好。”

我站了一会儿。

继续上楼。

走到三楼,张姨的门关着。里面没有声音。但门缝下面漏出一点光。蓝色的,一闪一闪。

我站了一会儿。

然后掏出钥匙。

开门。

进屋。

我妈从厨房出来。

“回来了?”

我说嗯。

她说:“洗手吃饭。”

我说好。

我走进卫生间,打开水龙头。

水很凉。

我洗了洗手。

抬头看镜子。

镜子里的人,有点累。

我看了自己一会儿。

然后关掉水龙头。

走出去。

饭桌上,排骨炖好了。

我妈给我盛了一碗。

我爸坐在旁边,拿起筷子。

“吃吧。”

我说好。

我夹了一块排骨。

放进嘴里。

烂。

入味。

我妈说:“好吃吗?”

我说:“好吃。”

她笑了一下。

我爸没说话,低头吃饭。

我看着他。

他的头发白了。

背也有点弯。

他吃完一碗饭,又盛了一碗。

我妈说:“你慢点吃。”

他说:“没事。”

我低下头,继续吃。

排骨很烂。

很入味。

但我吃不出什么味道。

我吃完一碗饭,放下筷子。

我妈说:“再吃点。”

我说:“饱了。”

她说:“那喝点汤。”

我说好。

她给我盛了一碗汤。

我喝了一口。

很烫。

我放下碗,看着窗外。

天黑了。

路灯亮着。

楼下有人走过。

脚步声很轻。

我坐在那里,听着。

然后我站起来。

“我走了。”

我妈说:“再坐会儿。”

我说:“不了,明天还上班。”

她说:“那你路上慢点。”

我说好。

我走到门口,穿鞋。

我爸在客厅看电视。

呼噜声又响了。

我回头看了一眼。

我妈站在厨房门口,手里拿着抹布。

她看着我,笑了一下。

“明天回来吃饭吗?”

我说:“回。”

她说:“那我炖排骨。”

我说好。

我打开门。

走出去。

楼道里的灯亮了。

又灭了。

我下楼。

走到二楼,李姨家的灯已经关了。

走到一楼,我推开门。

外面风很大。

我拉了拉外套的拉链。

走在路上。

风很大。

天阴着。

我走着。

不回头。

不敲门。

不说话。

但走着。

一直走着。

走到路口。

等红灯。

旁边站着一个老太太。

穿着旧棉袄。

手里拎着一袋菜。

她看着我,笑了一下。

我也笑了一下。

绿灯亮了。

我往前走。

老太太也往前走。

我们走的是同一个方向。

但走着走着,就分开了。

我回头看了一眼。

她还在走。

弯着腰。

拎着菜。

一步一步。

很慢。

我转过身。

继续走。

风越来越大。

我把手插进口袋里。

摸到那张超市小票。

纸的。

有点皱。

我把它拿出来。

看了一眼。

“排骨,二斤三两。”

我把它放回去。

继续走。

走着。

一直走着。

走到家。

开门。

屋里很黑。

我打开灯。

坐在沙发上。

沙发很短。

我的腿伸不直。

我拿出手机。

给我妈发了一条消息。

“到了。”

发完以后,我放下手机。

看着天花板。

天花板上有个灯。

亮着。

白色的光。

很亮。

我闭上眼睛。

想起张姨。

想起李姨。

想起我妈。

想起我爸。

想起我自己。

我睁开眼睛。

拿起手机。

又打了一行字。

“我写不下去了。”

然后我删了。

因为我知道。

写不下去。

也得写。

就像张姨。

分床十年了。

还得过。

就像李姨。

小卖部关了。

还得笑。

就像我妈。

我爸打呼噜。

还得睡。

就像我爸。

沙发很短。

还得躺。

就像我。

写不出来。

还得写。

我放下手机。

躺在沙发上。

沙发很短。

我的腿伸不直。

我想起张姨的折叠床。

窄点好。

窄点踏实。

我闭上眼睛。

听着外面的风声。

很大。

很响。

像是要下雨。

又像是不会下。

我躺着。

不动。

不说话。

不敲门。

但躺着。

一直躺着。

直到天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