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聊蒋介石的好多期里，捎带脚也说了几句宋美龄。关于宋美龄，其实有许多可以说的话题，可一时间又不知道从何说起。许多刻板印象，可能来自以前不同的、对她不利的宣传，重点说她的贵妇做派和奢侈生活。记得最早关于她，都是这方面的传说，因为这些印象，所以对她影响很不好。
这些印象主要有：一则说她每天用牛奶洗澡；二是说孙传芳盗了慈禧墓，把那颗夜明珠给了她；三是说她出使美国时，一天几套旗袍、几双鞋换来换去，以及她如何养尊处优、聚敛钱财等等传言。可后来她去世时，身边只有12万美元。这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也许是个还不错的数字；可对于一个被标榜为“四大家族”老二的人来说，简直不值一提。所以如果用那种被宣传的角度来总结一个人，你会发现有很多事情解释不通。
人总的来说都是环境的产物，一个人童年的环境会影响他的一生。宋美龄更是如此。她首先是一个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这没问题。可是你只要细细打量她，就会发现她只是生理学意义上的中国人，而她的观念、理想、生活做派、思想的底层逻辑，其实更像一个欧美人。
我们都知道她出生在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家庭，从小受的教育也是美国式的，英文水平比中文好。不管读写、思考，都带着深深的美国烙印。她去世时放在身边的有四本书：《圣经》《荒漠甘泉》《三民主义》和《唐诗》。你看，在英文世界里，她如鱼得水；在中文世界里，她只是达到了启蒙的程度。
如果你从一个欧美人、一个基督徒的角度来观察她，那就非常好理解了。你看抗战时期，她和所有美国援华人员的关系都非常良好。飞虎队的官兵们视她为女神，被她的魅力深深折服，不惜为她做任何事，包括牺牲——因为他们之间的沟通和理解没有任何障碍，无缝衔接。
她陪同蒋介石去基层、去部队、去前线、去农舍。可她在陆军中的影响，却远远没有在空军中这么大。我们中国本土的人对她很无感，甚至觉得她不过是在作秀。虽然她有一次去前线遭遇空袭，坐的车翻了，她伤得很重，这次事故导致她后半生一直被伤痛所折磨。即便如此，她也并未对陆军士兵留下什么深刻影响。
我们的老百姓总把她当成一个贵妇人、一个皇后来看待，所以对她有很深的隔膜。连她每次去任何一个地方，哪怕是一个农舍，也要打扫得窗明几净，这种卫生习惯都被说成是作秀。却不知，这是她从小在卫斯理学校养成的美国中产阶级优雅整洁的生活理念而已。
她结婚后出来做事，不管是管理遗族学校，还是管理空军和飞虎队，都不是为了权力，而是基督徒的那种奉献精神。一个学校、一个飞行中队有多大的权力呢？不理解这一点，你就对她的许多做法难以产生共鸣。
西安事变期间，她是冒着生命危险，首先去西安解救蒋介石的人。如果你用“贵妇人，伉俪情深”这个角度来解释她的行为，就很难理解。
再说说她和宋庆龄、张学良之间的关系。
她们姐妹间的私人感情一直不错，但我们都知道姐妹俩政见是截然不同的。网上有人说宋美龄评价她二姐“是每逢大事必糊涂”，但笔者仔细核实过这句话的来源，发现并无确凿实据证明这是宋美龄说的。可见这话可能是有人杜撰。宋美龄是这样评价她二姐的：说宋庆龄“傲骨嶙峋，令我肃然起敬”。但她私下仍认为她二姐是受人蛊惑，并非糊涂。她力阻蒋介石，不要加害于她。
后来宋庆龄离世时，写信想见见宋美龄，宋美龄得到信只回了一句：“信收到了。”再无回信。后来她写给蒋经国的信里也说得很清楚：“骨肉虽亲，大道为重。我等做人做事，需对得起上帝、国家、民族及总理主义、父亲在天之灵，其他均无论。”可见她是将亲情与政治观点截然分开的，这也是基督徒的处世态度——分清泾渭，私人情谊和政见公事分开。而她们两人从1940年一别，便再无缘骨肉相见。
至于她为什么竭尽全力不要杀张学良呢？其实也和信仰有关。她在西安事变中，亲口向张保证：只要送蒋介石平安回南京，不伤害他的性命，她就发誓一定保全张学良的人身安全。所以她竭力做到这一点，并对蒋放狠话：“你如果对他下手，我立即离开，把所有事情公开。”所以后来张学良晚年口述道：“我没死，完全是蒋夫人保的。蒋先生原本是要枪毙我的。”
你看，这根本不是什么八卦，说他两人的关系有多好，以前在上海有特殊的感情之类，全属胡说。而确实是信守承诺的基督徒风格。当然，她身上也一些特质，就是所谓的“高高在上的第一夫人风格”，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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