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国庆节,是我们伟大祖国母亲的生日。

此时此刻,全国各地,城市乡村,到处都飘扬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悬挂于天安门城楼正中的国徽,永远彰显着大国的气魄与威严,如同一枚巨大的勋章,诉说着伟大祖国的坚定信念和历史荣耀;雄壮的国歌在亿万人民心中回响……

那你知道——这面旗帜、这枚国徽、这首歌曲,究竟是如何诞生的吗?

你知道设计五星红旗的人,只是一个普通职员吗?你知道国徽背后,有人为此献出了右眼的视力吗?你知道国歌的歌词,最初是写在一张香烟盒的锡纸上的吗?

在今天这个特别日子里,就让我们了解或重温一下这些共和国象征背后的故事吧。

一、五星红旗:一个普通职员的"大手笔"

1949年7月,上海正值酷暑。市民曾联松从报纸上看到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公开征求国旗图案的启事,内心激动不已。他后来回忆说:"我不是艺术家,也不是从事美术设计的,想要去设计国旗图案,实在是一种欢呼新中国诞生的喜悦,一种热切爱国的激情使然。"

曾联松1917年12月17日出生于浙江瑞安,1936年考入中央大学经济系,1949年设计五星红旗时约32岁,在上海现代经济通讯社任秘书,后调至上海市供销合作社系统工作。他只是一个普通职员、经济工作者,却因一腔热血,在国旗设计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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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夜里,曾联松钻进闷热的阁楼写写画画,废弃的图纸堆了一大堆。他夫人回忆:"每天早晨我从阁楼上都扫出一堆剪得很乱的蜡光纸,有红色的、黄色的。"

他的构思核心是:"以大五角星象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以四颗小星象征广大人民。每颗小星各有一个角尖正对大星的中心点,表达亿万人民心向党之意。"四颗小星分别代表新中国成立时的四个社会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大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星各有一尖正对大星中心,象征亿万人民围绕在党的周围,体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

8月上旬,曾联松将设计稿寄往北京,编号"第1232号",距截稿日仅9天。在收到的近3000幅应征图案中,他的设计脱颖而出,被定为"复字第三十二号"。

9月2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的座谈会上,拿起五星红旗图案说:"这个图案表现我国革命人民的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

二、国徽:集体智慧的结晶

与国旗不同,国徽的诞生经历了更漫长的过程。1949年7月公开征集后,收到的900余幅图案没有一件完全符合要求,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上并未悬挂国徽。

此后,周恩来直接领导国徽设计工作,两个团队展开了激烈的方案竞争:

清华大学营建系:由梁思成、林徽因主持,方案以玉璧为核心,融入五星、齿轮、嘉禾等元素,整体呈汉镜样式,风格典雅庄重。

中央美术学院:由张仃、张光宇领衔,方案以天安门城楼为中心,外圈为齿轮,风格鲜明有力。

1950年6月,经过多轮讨论,最终决定采用天安门图案,并将两组方案的优势融合——以清华大学方案的外圈(齿轮、麦稻穗、红绶)搭配天安门的正立面构图。6月23日,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以138票赞成通过国徽方案。

国徽图案通过后,距国庆节仅剩三个月,立体浮雕模型的制作任务刻不容缓。在梁思成的举荐下,这个重任落在了清华大学营建系副教授高庄(原名沈士庄)的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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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庄1905年出生于上海宝山,1927年毕业于上海中华艺术大学,从青年时代起就是一个赤诚的爱国者——他参加过"五卅"运动,抗战期间投身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1947年因参加"五二〇"游行受到迫害,在地下党帮助下奔赴解放区。

"擅自"改动国徽

高庄开始用泥巴按图纸塑造国徽模型。但不久,他发现平面图案在转化为立体浮雕时存在不足——"图案的形式和内容还缺乏一定的、合理的审美规律上的要求"。在强烈的责任感驱使下,他决定对图稿进行改动。

然而,国徽图案是经国家最高领导人三次审查后在全国性会议上通过的最终定稿,再修改是"违法"的。有位高层领导找高庄谈话,说他改动国徽图案是在跟梁思成"作对",是在"捣乱"。

致信毛泽东

在巨大压力下,高庄提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开头写道:"主席:你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但不是一个艺术家……"

发出信后,他便全身心投入到那块直径仅一尺多的泥巴塑土上。他废寝忘食、日以继夜,对每一条线、每一个面、每一块空间的处理都反复推敲。他自费从琉璃厂文物商店买来秦汉铜镜和北魏石刻,从中汲取灵感——绶带的处理借鉴了北魏石佛像衣袖下垂的手法,使之更加明朗、沉稳、凝重;国徽轮廓采用45度斜角直面,体现造型的清晰和厚重。

以健康为代价

高庄在工作的大红木桌上,放着一盏用锦州战场上榴弹炮壳自制的台灯,用的是100瓦乳白灯泡。长时间在强光下工作,致使他的右眼灼伤并一度失明,右手也出现断断续续的麻木。但这并没有让他停下脚步。

隐秘的印记

完成后,高庄在国徽模型凹槽背后打上了一个只有5分硬币大小的印记:外圆是长城图案(象征众志成城),中间是五角星(代表党的领导),五角星中央是一个"S"——"沈"字的英文首字母,代表他自己。高庄说,这个印记表达了他为共和国之徽倾注了心血,把自己的生命与国徽融为一体。

最终获得认可

高庄的修改方案最初未被通过,有关方面要求按原图纸重做。但不久,毛泽东对高庄的信作出指示。周恩来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一方面推动政协相关会议通过高庄的修改图案,一方面委托彭真与康克清前往清华园高庄住所,当面了解情况并亲切慰勉,肯定其精心构思和对国家的一片真诚。

1950年8月18日,在政务院会议室召开的座谈会上,高庄的修正方案被最终采用。9月20日,毛泽东发布中央人民政府命令,正式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

1950年9月28日,高2.6米、宽2.4米的木质国徽在天安门城楼上定位,悬挂于城楼正中。9月30日,装饰一新的天安门城楼,以金碧辉煌、庄严巍峨的英姿迎接新中国第一个国庆的到来。

三、国歌:从狱中烟盒纸到异国定稿

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负责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由马叙伦任组长,田汉、郭沫若、沈雁冰等人为组员。7月,全国公开征集国歌词谱,一个月内收到歌词632件、词谱694首,但没有一首能让所有人满意。

此时,周恩来提议:以《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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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1935年的上海,最初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1934年,共产党员、剧作家田汉创作了电影剧本《风云儿女》,在剧本末尾写下了一首长诗,其中最后一节便是后来国歌的歌词。田汉刚完成故事梗概,就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

在狱中,田汉将歌词写在一张香烟盒的锡纸衬底上,辗转带出。共产党员、音乐家聂耳主动请缨为这首诗谱曲。1935年3月下旬,聂耳在上海完成初稿,4月18日东渡日本。

异国定稿的艰辛

聂耳到日本后,生活并不宽裕。他住在东京一处简陋的公寓里,为了完成曲谱,常常工作到深夜。据当时在日本的朋友回忆,聂耳在异国他乡仍心系祖国,他把《义勇军进行曲》的曲谱反复修改,每写完一段就哼唱给同住的朋友听,征求意见。

4月下旬,聂耳在东京完成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最终定稿,并将曲谱寄回上海。仅仅两个多月后,7月17日,聂耳在日本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年仅23岁。他没能亲眼看到这首自己谱写的歌曲成为激励亿万中华儿女的精神号角,更没能看到新中国的诞生。

当年5月,电影《风云儿女》在上海公映,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迅速传遍大江南北,成为激励全国人民抗战的精神号角。

歌词要不要改?

1949年9月2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座谈会讨论国歌方案。马叙伦提议以《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但不少委员提出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否已经过时,要不要修改。

周恩来明确表示:"要么就用旧的歌词,这样才能激励感情。修改了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感情了。"

毛泽东最后拍板:"改还是要改,但旧的还是要。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虽然全国快解放了,但还受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保持原有歌词好。"

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通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10月1日下午3时,开国大典上,五星红旗伴随着《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

后来,1978年国歌歌词曾被修改,但各方面一直有不同意见。1982年,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决定恢复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2004年,国歌正式写入宪法。

结语

从曾联松阁楼上的蜡光纸,到梁思成、林徽因的反复推敲,再从高庄右眼灼伤仍不肯停下的双手;从田汉狱中写在烟盒纸上的诗句,到聂耳在异国他乡深夜哼唱定稿的曲谱——国旗、国徽、国歌的诞生,凝聚的不仅是艺术才华,更是一代人对新中国最深沉的热爱。

今天,当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当国徽在城楼正中熠熠生辉,当国歌旋律响彻神州大地时,我们亦当记住——那每一面飘扬的旗帜、每一枚庄严的国徽、每一次激昂的旋律背后,都站着这些让我们无限崇敬的默默奉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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