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3月26日，北京，谢富治因病在医院去世，终年63岁。消息传出后，首都举行了规格很高的追悼活动，部分重要场所降半旗致哀，他的遗体后来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八年之后，这位曾经的开国上将却被开除党籍，骨灰也被迁出八宝山。前后反差之大，正是这段历史最令人唏嘘之处。
谢富治早年的经历，并非一路顺遂。1920年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少年时期曾接触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地方斗争遭到镇压，他一度退缩。黄麻起义爆发后，革命形势再次震动了这个年轻人。1931年，谢富治参加红军，从基层战士做起，逐渐走上政治工作岗位。
他真正受到重用，靠的是战争年代积累起来的组织能力。鄂豫皖苏区反“围剿”期间，谢富治善于做思想工作，也能在复杂环境中维持部队秩序。红军长征时期，他曾在张国焘领导下工作，参与过肃反等政治行动。那段经历留下了严重问题，也成为后来评价谢富治时绕不开的一笔。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谢富治担任八路军第129师第385旅政治委员，旅长是陈赓。两人性格和经历不同，配合却相当紧密。陈赓长于军事指挥，谢富治熟悉政治动员和部队组织，许多战斗中，他们一边打仗，一边发动群众，逐步扩大抗日根据地。
有意思的是，谢富治并不是只坐在指挥部里发号施令的人。部队缺粮时，他和战士一起节省口粮；行军途中，也常到基层了解情况。这样的作风，使他在部队中有一定威信。后来陈谢兵团形成，谢富治的政治工作能力，成为部队持续作战的重要支撑。
1947年8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强渡黄河，向豫西挺进。暴雨之后河水猛涨，敌军以为解放军不会贸然行动，河防有所松懈。8月22日晚，渡河部队冒雨出发，突破南岸防线，打开了进入中原的重要通道。陈赓负责军事指挥，谢富治承担政治组织，两人的合作由此更加受到重视。
1949年以后，谢富治转入地方工作，先后在云南承担重要职务。云南当时匪患、特务活动和社会秩序问题交织在一起，他参与组织剿匪、恢复生产，并推动禁绝鸦片。工作作风强硬，办事果断，是当时不少干部对他的共同印象。
1955年，谢富治被授予上将军衔。1965年，他出任国务院副总理，政治地位继续上升。此时的谢富治，已经是军政两界都颇有影响的人物。倘若人生停在这一阶段，他在党和军队历史中的形象，或许会大不相同。
转折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身居中央领导岗位的谢富治，没有抵制错误路线，反而参与和支持了当时的政治运动。在公安、政法等领域，他对许多错误做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些干部和群众因此遭受审查、批斗乃至迫害。战争年代的功劳，不能抵消后来造成的严重后果。
1969年，谢富治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地位越高，所承担的责任越重，可他没有在关键时刻守住原则。晚年病重期间，他仍处在政治风暴的阴影之中。1972年3月26日，他在北京病逝。由于其早年革命资历和长期工作经历，中央当时仍按较高规格为他举行了追悼仪式。
这份哀荣，主要对应的是他早期参加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工作经历，并不等于对其全部政治行为作出肯定。历史评价往往需要时间，也需要把功劳和过失分别放回具体环境中衡量。
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谢富治的问题重新受到关注。随着有关材料陆续整理，党内开始对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进行审查。1980年10月，中共中央依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审查报告，决定开除谢富治党籍，撤销此前对他的悼词，并认定他在那场政治运动中犯有严重错误和罪行。
八宝山安葬的是遗体，也是当时对其历史功绩的阶段性评价；迁出的骨灰，则反映了后来经过审查后作出的政治结论。两者之间相隔八年，却不是简单的礼遇变化，而是评价依据发生了改变。谢富治一生的功过，就这样被分成了截然不同的两面，留在了新中国早期历史的复杂章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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