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华夏族帝王谱系的“三皇五帝”，对于后世华夏族的认同、中国人的认同乃至中国的国家认同，具有重大的符号象征意义。20世纪初，炎帝和黄帝被从“三皇五帝”中剥离出来，当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利器。“我们都是炎黄子孙”这一信念，也曾激励了无数志士仁人为了“排满兴汉”、“振兴中华”而义无反顾地抛头颅、洒热血。因此，“三皇五帝”长期以来一直既是学界又是政界关注的热门话题。
从学界研究“三皇五帝”等古史传说的观点看，20世纪80年代以前主要有“信古”、“疑古”、“释古”三派。晚至1982年，顾颉刚在新发表的《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文中，认为“信古”、“疑古”、“释古”三派的分类法不准确，他说：“疑古并不能自成一派，因为他们所以有疑，为的是有信；不先有所信，建立了信的标准，凡是不合于这标准的则疑之。信古派信的是伪古，释古派信的是真古，各有各的标准。”“疑古并不能自成一派”，那么“疑古”应当和谁成为一派，从文章意思来看，顾颉刚是在强调疑古派也有“信”的一面，而如果所信的为“真古”，那么这就叫做“释古”。顾颉刚似乎认为应该有“信古”与“释古”两派，言外之意“疑古”派是要属于“释古”派了。廖名春认为，“释古”离不开“信”或“疑”，没有对古书的“信”或“疑”，“释古”就无从“释”起。为此，笔者在承认“三皇五帝”确有其历史影子的基础上对其进行“释古”，以简单梳理华夏族的“三皇五帝”帝王谱系由来。
一、历史叙事中的“三皇五帝”
关于历史的叙事化问题，海登·怀特认为，从本质上讲，历史与真实之间毫无延续性可言。历史是在叙事，是在讲故事，而“真实”却不同。历史修撰中最重要的不是内容，而是文本形式。因而，历史学家在写历史时，把一些构想或结构强加到历史上，目的是要在不同的历史叙事中找到共同的结构因素，以便“追溯变化，勾勒出所论时代的历史想象的深层结构”。戴维·卡尔等却认为，“叙事结构存在于我们社会生活的经历之中，与我们作为历史学家对过去的思考无关”。在卡尔看来，叙事法是历史学家阐释真实的过去的一个基本手段，历史与真实之间(他称之为“叙事与日常生活”之间)不是没有连续性，而是具有很大的连续性。
笔者的观点介于两者之间，基本上赞同怀特的历史即叙事的观点，同时认为历史和真实之间有一定的延续性，历史的叙事是有“结构”可循的。我们应当承认，所有的历史著作(即使是其中最出色的那些)都是对过去的高度简化和浓缩。历史具有解释的功能，历史学家的首要目的是理解过去发生之事，然后再向读者进行解释。
我们应当把掺杂神话的传说和纯粹的神话加以区别。笼统地把“三皇五帝”中的人物全归之为神话是不严谨的。“三皇五帝”已经不是原来的口头相传的记载，而已经过了后人的记录整理，“虽然难免有整理者的某些思想和成分，却不是整理者杜撰的，也不是周秦之际或其后学者们所拟议的一种考古般的推测”。从中国的历史情况来看，“作为狭义民族的夏或华夏族形成于我国传说时代的‘五帝’时期，夏国和夏朝的建立，可以作为它形成的标志”。也就是说，华夏族与“三皇五帝”当中的“五帝”均大致形成于夏朝建立的时期。王明珂的研究表明，一个社会群体，往往是透过对“过去”的选择、重组、诠释，乃至虚构，来创造自身的共同传统，以便界定该群体的本质，树立群体的边界，并维系群体内部的凝聚。
由于华夏族是由各古老部族融汇而成的，它们原本都有各自的祖先，当他们汇合成一个统一的华夏族以后，势必要“将各自祖先的传说带进这个新形成的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中。新融汇成的华夏族的历史必定是由它所包含的各古老部族的历史共同交织而成的”。因此，当一部由原来的各个古老部族的祖先传说杂糅而成的新的历史产生之际，便同时标志着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华夏族的产生需要这样一部为共同体各成员都认同的历史，这就形成了“三皇”、“五帝”的帝王谱系结构，最后在东晋初形成了华夏族的“三皇五帝”帝王谱系结构。
笔者以古史传说的“三皇五帝”作为历史学家讲“故事”的范本，来检讨其怎样被建构为华夏族的帝王谱系。怀特认为：“叙事绝不是一个可以完全清晰地再现事件——不论是想象的还是真实的事件——的中性媒介。它以话语形式表达关于世界及其结构和进程的清晰的体验和思考模式。”的确，历史话语叙事模式千百年来就一方面与神话和宗教思想，另一方面与历史/文学虚构密不可分。我们也应当看到，“三皇五帝”不是凭空臆造出来的，当中的人物许多是中国上古各部族的神话传说人物和祖先神灵。这些人物经过春秋战国以来的历史学家、经学家多次编排与整合，才变成华夏族的帝王谱系。由人类学与口述历史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当个人或一群人透过族谱、历史或传说，来叙述与他或他们的起源有关的“过去”时，经常其中所反映的并非完全是历史事实。因此人类学家以所谓的“虚构性谱系”(fictive genealogy)来形容虚构的亲属关系谱系，以“结构性失忆”(structural amnesia)来解释被遗忘的祖先。“三皇五帝”就是这样一个“虚构性谱系”，她是以众多部族神话传说人物和祖先神灵的被遗忘，通过“结构性失忆”所产生的华夏族的帝王谱系。
二、“三皇五帝”的帝王谱系建构
“皇”的原义是“大”和“美”，不作名词用。战国末，因上帝的“帝”字被作为人主的称呼，遂用“皇”字来称上帝，如《楚辞》中的西皇、东皇、上皇等。同时又有天皇、地皇、泰皇，称为“三皇”。在《周礼》、《吕氏春秋》与《庄子》中也开始有指人主的“三皇五帝”，《管子》对皇、帝、王、霸四者的不同意义作了解释，但都未实定其人名。“帝”原指天帝，《孟子》中只提到“三王五霸”， 人间的“五帝”一词尚未出现。《荀子》中才有“五帝”一词排在“三王”前，但无人名，只在《荀子·议兵篇》中称尧、舜、禹、汤为“四帝”。《孙子兵法》有“此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句，似亦有四帝、五帝之称(但北宋梅尧臣谓此“帝”字系“军”字之讹)。
中国的古史传说中，到战国时期形成好几种以不同人物组合成的“五帝”说，“五帝”说首见于《大戴礼记·五帝德》，该篇假托宰我问此五帝于孔子，孔子答曰：“黄帝，少典之子也，曰轩辕……颛顼，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曰高阳……帝喾……玄嚣之孙，曰高辛……帝尧……高辛之子也，曰放勋。……帝顺，蟜牛之孙，瞽瞍之子也，曰重华。”战国末《吕氏春秋》中始有“三皇”一词，“三皇”说第一次被明确的表述是在《史记·秦始皇本纪》：“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五帝”最初排在“三皇”前面，到汉代才形成几种置在五帝前的“三皇”说。“三皇五帝”之说首见于《吕氏春秋·禁塞》：“上称三皇五帝之业，以愉其意。”清朝的崔述在《补上古考信录》中指出：“古者本无皇称，而帝亦不以五限。”这些论述综合起来，表明“三皇五帝”帝王谱系不是一开始就出现的，而是经历了“X皇”/“Y帝”→“五帝”→“三皇”→“三皇五帝”的过程，逐渐被历史学家、经学家建构起来的。
综合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来看，“五帝”、“三皇”主要有以下六种说法。
1.六种“五帝”说
(1)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见《大戴礼记·五帝德》、《吕氏春秋》、《史记·五帝本纪》。
(2)庖牺 (伏羲、宓戯)、神农、黄帝、尧、舜，见《战国策·赵策》、《易·系辞下》，到了秦汉，许多小民族已经融合为一大民族，颛顼、帝喾作为黄帝后裔的说法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因此换上了苗蛮集团的伏羲。
(3)太皡、炎帝、黄帝、少昊、颛顼，见《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
(4)少昊、颛顼、喾、尧、翼，见《世经》。
(5)喾、尧、舜、禹、汤，见《汉书·王莽传》。
(6)黄帝、少昊、颛顼、喾、尧。见《资治通鉴外纪》、《路史·发挥》。
2.六种“三皇”说
(1)燧人、伏羲、神农，见《尚书大传》，此外《礼·含文嘉》、《春秋命历序》亦同此说而以燧人居中。
(2)伏羲、女娲、神农，见《春秋纬·运斗枢》。
(3)伏羲、祝融、神农，见《礼·号谥记》，此外《孝经钩命决》引《礼》同此，但以祝融居末。
(4)伏羲、神农、共工，见《白虎通》、《资治通鉴外纪》。
(5)伏羲、神农、黄帝，见伪《古文尚书·序》，此说蒙文通解释为，“殆以三人者于族中最为杰出。泰族之所创作，悉以归之伏羲。炎族之所创作，悉以归之神农。黄族之所创述，悉以归之黄帝耳”。
(6)黄帝、少昊、颛顼，见《汉书·王莽传》。
根据上文可知，“五帝”和“三皇”中的许多人物是可以互换的，尤其是黄帝，在四种“五帝”说和两种“三皇”说中均出现。根据西汉末的《世经》排定的古帝王系统，东晋初的伪《古文尚书·序》编排了“三皇五帝”帝王谱系：“伏牺 、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此说中黄帝居首的地位得到了权威认证。由于“经”重于史，其虽与《史记·五帝本纪》所载相抵牾，却一直流传甚广。但即便如此，晚至萧梁时代，依然还有不同的“三皇五帝”说提出。可见，长期以来为人们所尊奉的“三皇五帝”帝王谱系，原来是众说纷纭的，历经战国至汉、东晋长期的排列组合，被各家从上古的神话传说人物和祖先神灵挑选出八位人物组成不同的“三皇五帝”帝王谱系结构而已。
从以上六种不同的“五帝”、“三皇”排列组合可以看出，“三皇”、“五帝”的三、五模型一经固定，无论其中人物如何变化，均已无关紧要。总之，“三皇”、“五帝”帝王谱系是把各部族主要神话传说人物和祖先神灵变换着往“三”、“五”的模型里面塞，是对上古的神话传说人物和各族祖先神灵加以改造、归纳、浓缩的结果。对于上古帝王谱系的形成，顾颉刚分析：“各民族间的种族观念是向来极深的，只有黄河下游的民族唤做华夏，其余的都唤做蛮夷。疆域的统一虽可使用武力，而消弭民族间的恶感，使其能安居于一国之中，则武力便无所施其技。于是有几个聪明人起来，把祖先和神灵‘横的系统’改成了‘纵的系统’，把甲国的祖算做了乙国的祖的父亲，又把丙国的神算做了甲国的祖的父亲……借了这种帝王系统的谎话来收拾人心，号召统一，确是一种极有力的政治作用。”显然，战国末期，作为民族融合和同化的反映，把所有主要神话人物和各族祖先神灵都加以历史真实化，编排成统一的有血缘关系的古史系统是当时华夏大一统的现实政治需要。
各种“三皇”说中所涉及的人物出身的时代、部族不同。《韩非子·五蠹》谓：“上古之世……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有关燧人氏的这些记载，描述了农业产生以前，远古初民依靠采集渔猎生活的时代，原始人对火的特别重视。对于伏羲(庖牺)，《周易·系辞下》云：“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网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论衡·齐世篇》论述：“宓牺(伏羲)之前，人民至质朴，卧者居居，坐者于于，群居聚处，知其母不识其父。至宓牺时，人民颇文，知欲诈愚，勇欲恐怯，强欲凌弱，众欲暴寡，故宓牺作八卦以治之。”伏羲传说所反映的是渔猎还占有重要地位而又出现了早期农业的社会发展阶段。《庄子·盗跖》说：“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这表明神农时代是一个理想化的母系氏族社会。清初陆次云的《峒溪纤志》记述：“苗人腊祭日报草。祭用巫，设女娲、伏羲位。”徐旭生据此记载并结合民族学调查资料推断：“太昊氏族在东方，属于东夷集团；伏羲与女娲同一氏族，在南方，属于苗蛮集团。”“五帝说”所涉及的人物出身不同的部族。如黄帝、炎帝出自西方的部族；太皡、少皡出自东方的部族，颛顼、帝喾虽然原出东方，但是却在东西各部族长期交流融合之后，作为维系各族成为有血缘关系的两大支的宗教神而出现；尧、舜、禹则是东西各部族在中原大地上实现了部落联盟时相继的联盟军事首长。周代，华夏族就把姬周族的始祖黄帝作为统一的全华夏族的共同始祖。所以黄帝就变成了五帝的首一帝，后面各帝都成为他的后裔。上文中列举的一部分“三皇”、“五帝”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最初的“三皇”、“五帝”中的人物大都是平行关系，类型也不一样(宗教神、联盟军事首长等)。除了地域区别外，他们有的是同时代的，有的是不同时代的，他们之间并没有高下主次之分。但是在后来的“三皇五帝”中，这些历时性和共时性混杂的人物，被编排成历时性的世系确凿，他们之间氏族姻亲关系有“史”可证的帝王谱系。
Paul Ricoeur指出，社会记忆与社会意义的创造息息相关，社会群体通常要藉着一些过去的重大事件来形构对于自身的意象，并且不断利用共同的公共仪式来强化他们与此“集体过去”的联系。因此，历史意识形态(ideologies of history)对于社会群体的符号性建构 (symbolic constitution)与社会凝聚力的创造，殆有举足轻重的决定性作用。春秋战国以来的人们需要借助“三皇”、“五帝”这一象征符号来凝聚人心，“借了这种帝王系统的谎话来收拾人心，号召统一，确是一种极有力的政治作用，”对于结束战乱的状态，统一中国起到极大的作用。为了现实政治的大一统需要，到了东晋，干脆把“三皇”和“五帝”捆绑在一起，变成了“三皇五帝”，“三皇五帝”作为一套历史与文化符号被塑造为华夏族的帝王谱系，凭借伪《古文尚书》的权威得到广泛的传播。
三、“三皇五帝”与“实体中国”的关联
根据对历史叙事和文学人类学的关联分析，徐新建教授认为，作为多元族群的文化共同体，“中国”自古以来就并存着其“实体”和“观念”两种面相，彼此相互依存，互为因果：“实体中国”依托于“观念中国”的激活、建构和修正、补充，从而得以在共同体成员中实现王朝“大一统”的合法化和内在化；“观念中国”则需经由“实体中国”才能够使自身呈现和发展。由此推论，“三皇五帝”帝王谱系的最终形成，既是古代民族之间同化与融合的产物，同时也是建构“观念中国”的开始。作为“观念中国”中的“三皇五帝”帝王谱系，既是对“实体中国”的认知，也是对后者的进一步建构和扩展。经过后世学者改造、浓缩各部族的神话传说人物和祖先神灵形成的“三皇五帝”帝王谱系，不断地为“实体中国”提供大一统的文化心理认同。中国境内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经过多方面的接触，形成一股强大的“内聚力”。这种“内聚力”是促使华夏族形成，维系华夏族牢固团结的力量之一。正如费孝通所说的，汉民族“像滚雪球一般的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入了这个核心”。“三皇五帝”这一浓缩性的象征符号作为华夏族的“内聚力”之一，为“实体中国”的扩大提供源源不断的民族认同动力，因而被历代统治者不断地加以巩固和强化。
古史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影响甚深，我们一直在以“炎黄子孙”自居，但是许多人并不真正懂得“三皇五帝”形成的复杂历史过程和实际文化内涵。在不同时期的史书编写过程中，“三皇五帝”被化约、形塑为汉族的前身——华夏族独有的帝王谱系，而实际上他们是古代部族集团间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的产物，是上古诸多部族集团传说人物的大汇总，并非某一部族/民族所独有的帝王。“在我们设想氏族改为以人命名之后的长时期内，其命名的祖先也改换他人，前一位祖先的事迹逐渐模糊了，消失在迷茫的历史印象中，于是在氏族历史上某位后出的名人便取而代之。”“三皇五帝”帝王谱系的建构正是经历了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先秦时期中国土地上部族、邦国林立，这些部族、邦国都尊奉有自己的始祖神。然而在夏商周时期，兼并战争打破了部族原有界限。在以华夏集团为核心的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过程中，有些始祖神随着他们部族的灭亡而消失，有些则随着部族的臣服与华夏族的始祖神融合为一体。恩格斯把自父权社会开始到文明社会的一段时间称作“英雄时代”，并且认为“一切文化民族都在这个时期经历了自己的英雄时代”。“三皇五帝”无疑就是华夏族形成后对融合进来的各部族神话传说人物和祖先神灵选择、重组、诠释的结果。
顾颉刚在《答刘胡两先生书》中认为：“自春秋以来，大国攻灭小国，疆界日益大，民族日益并合，种族观念渐淡而一统观念渐强，于是许多民族的始祖传说亦渐归到一条线上，有了先后君臣的关系，《尧典》、《五帝德》、《世本》诸书就因此出来。”汉族共同的 “三皇五帝”帝王谱系的形成，就是各部族神话传说人物和祖先神灵“渐归到一条线上”的结果。顾氏把“三皇”、“五帝”产生的时间归之于春秋以后直至战国时期《尧典》诸书出现之际，这个时期大致属于华夏族形成的最后阶段，可见“三皇”、“五帝”的形成是与华夏族的出现息息相关的。从“五帝”、“三皇”到“三皇五帝”的过程中的排列组合，是经过不同朝代的不同的历史学家、经学家对于各部族古史传说人物和祖先神灵的选择与剔除，经过长期整合逐渐形成的帝王谱系。
“三皇五帝”中的人物主要来自华夏、东夷、苗蛮三个不同的部族集团，到春秋时期，三部族的同化和融合已接近完成，所以此后的人对于所搜集到的传说作综合整理的时候，就把这些人物的名字糅合到一块。“原来为商周族所尊奉的神巫黄帝，亦渐被齐鲁东夷及南方民族追认为共祖神，在文化发明上，被尊为文明始创之神，其地位，竟一跃而远居于各族原有众先祖神之上”。从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发展源流史上看，华夏族源于传说中的炎帝、黄帝部族联盟，从部族间的冲突、战争到融合，历经夏商周三代发展以及春秋战国时期与周边诸族的交流融合，在秦汉时期发展成为汉族，从而完成了中国境内主体民族的建构。夏、商、周乃至春秋时代仍林立于黄河、长江流域的部族，经历战国大规模的兼并战争之后，逐渐在文化上形成以华夏族为核心，政治上趋向建立大一统的历史趋势。中国境内民族的发展开始形成了华夏族与所谓“四夷”共存的“一点四方”民族分布格局，形成一种相互依存的发展态势。适应这种社会变动，在文化思潮方面，于是出现慎终追远、祖宗认同、疆域认同、文化认同的观念。“三皇”、“五帝”帝王谱系正是适应这一文化思潮的发展而建构起来的“浓缩性”文化符号。
华夏族是在三大部族集团的长期交流和战争中融合、同化而成的。其中炎帝部落势力曾经直达陕西关中，黄帝部落也发展到今河北南部。后来，东夷的帝俊部族和炎帝部族走向衰落，炎黄部落联盟得到极大发展。为了结束各部落集团互相侵伐的混乱局面，蚩尤逐鹿中原，但被黄帝在涿鹿之战中彻底打败。此后，“黄帝凡五十二战而天下咸服”，建立了包括华夏和东夷两大集团在内的庞大部落联盟。从此东西两大部族集团融合速度加快，至尧、舜、禹时，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渐趋一致。在生产方式上，黄帝族接受了炎帝族的农耕文化，彻底改革了以往的游牧方式。从这一过程来看，华夏族的血统不但混合了以三大部族集团为主的血统，而且也融合了其他部族的文化。由此，形成独特的华夏族历史文化，“三皇五帝”帝王谱系只是共同的华夏族历史文化的一个“浓缩性”文化符号而已。
摩尔根说：“在氏族制度下，民族尚未兴起；要等到同一个政府所联合的各部落已经合并为一体……才有民族的兴起。”在长期的民族融合与民族同化过程中，三大部族集团逐渐消亡，华夏族逐渐形成。许多部族文化被强制性的合并到华夏族新的文化系统中。在这一过程中，有的部族虽然政治上被融入其中，但他们坚持宣扬和尊奉自己的始祖，为自己的部族在新的华夏族帝王谱系中争取一席之地，这是从文化和心理上进行反抗的一种形式。当时华夏族统一的根基未稳，不敢或没有能力完全消除被征服部族的宗教信仰和祖先崇拜。由于时代久远，神话传说在流传中受到了部族间民族融合、文化互相渗透等影响，往往原属不同部族集团的天帝与祖神，归纳到具有同一来源的帝王谱系，放到了同一神坛上祭祀。经过长期的整合，形成了华夏族的“三皇五帝”帝王谱系，为“实体中国”提供源源不断的文化心理认同。
笔者认为，笼统地把“三皇五帝”中的人物全归入华夏“大一统”的神话谱系是不严谨的。历史是在叙事，是在讲故事，历史和真实之间有一定的延续性，华夏族的历史传说是由它所包含的诸多古老部族的历史传说共同交织而成的。历史学家在写历史时，常常会把一些构想或结构强加到历史上。为适应华夏大一统的现实政治需要建构起来的“三皇五帝”帝王谱系结构，逐渐遮蔽、掩盖了“三皇五帝”来源于不同部族集团的神话传说人物和祖先神灵的历史真相。在华夏族形成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原来属于不同部族集团的神话传说人物和祖先神灵，经过春秋战国以来的历史学家、经学家多次编排与整合，逐渐形成华夏族的“三皇五帝”这一同源帝王谱系。“三皇五帝”这一象征符号具有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不断地为“实体中国”提供大一统的文化心理认同，被统治者持续地加以巩固和强化。（节选自《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编辑：朝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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