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湖北蒲圻，王天相正在田里插秧。县里来人传话，说武汉方面通知他，中央领导要见面。这个消息来得突然，周围人都替他捏了一把汗，他本人却只是抬起头，反问了一句：“找我做什么？”
王天相没有职务，也没有显赫身份。离开部队后，他一直在乡间生活，种田、喂猪、干农活，和县城里的干部往来并不多。对他而言，所谓中央领导，早已是报纸上的称谓，没想到有一天会和自己发生直接联系。
家人赶紧替他收拾衣服。翻了半天，才找到一件白衬衫、一条黑色长裤和一双多年没穿的皮鞋。孩子提醒他要穿得整齐些，他却低头看着皮鞋，说：“这东西硬，穿着不如布鞋自在。”
话虽如此，出发那天，他还是把皮鞋带上了。直到快到武汉，他才换好鞋。鞋帮磨脚，他走得一瘸一拐，却始终没有抱怨。对于一个长期穿布鞋、穿旧军装的人来说，这双皮鞋并不是体面，而像是一件临时借来的衣裳。
据相关回忆材料，王天相到达会见地点时，警卫一度没有认出他。没有显眼的证件，也没有随从陪同，他只报出姓名。电话核实后，警卫态度随即改变，把他请进屋内等候。
门一开，毛泽东走了进来。多年未见，王天相立刻站直，腿脚却有些发颤。毛泽东看了看他的皮鞋，带着熟悉的口吻打趣道：“穿山甲，换了新行头啊。”
王天相低头看了一眼脚下，拘谨地答道：“主席，我穿不惯。”这句回答很朴实，也很像他。毛泽东没有让他继续站着，而是招呼他坐下，谈起当年行军时的事情。
“穿山甲”这个称呼，来自长征时期的一次意外。1933年前后，王天相还是一个没有读过多少书的农村少年，参加红军后，因手脚麻利、胆子大，被安排照料战马。那时的他年纪不大，却能在混乱环境中辨认马匹的习性，很快得到信任。
照料毛泽东的坐骑，并不是单纯喂马、牵马。行军途中，马匹关系到人员转移、文件携带和指挥安全，稍有疏忽，就可能误事。王天相每天观察马的状态，发现异常便及时处理。久而久之，他成了警卫队伍里不可缺少的人。
一次行军途中，马匹突然躁动，王天相察觉到地面和周围环境不对，立即上前控制。危险过去后，他自己受了伤。毛泽东询问他的姓名，他答得很快。听说他动作敏捷，毛泽东便用“穿山甲”作了比喻，这个称呼也由此在身边人中传开。
长征条件艰苦，饥饿和疲劳随时伴随队伍。王天相把马看得很重，认为马不是简单的工具，而是行军队伍中的伙伴。有人问他为何如此上心，他的回答很直接：“马撑不住，人也走不了。”
这类小事，或许没有写进战报，却构成了那段岁月的真实底色。许多普通战士没有留下完整履历，他们的功劳往往藏在一次警戒、一程牵马、一次让出干粮之中。王天相后来总说自己只是马夫，实际上，他承担过的责任远不止喂马。
1949年后，他因腿伤离开部队，回到蒲圻生活。有关方面安排他负责供销工作，可他识字不多，也不熟悉账目，对经营方式更缺乏经验。他心里认定，农民日子艰难，不能把每一笔账都算得太冷硬。
于是，遇到困难群众，他常常允许赊欠，甚至少收货款。供销社账面出现亏空后，他受到批评。有人要求他说明情况，他没有绕弯子，只说：“老百姓没有钱，东西就不能不给。”
这件事从经营角度看，显然不合规矩；从当时的群众观念看，却能看出王天相的性格。他不是不懂纪律，而是把战争年代形成的朴素标准带进了日常工作。不得不说，这种坚持既有可敬之处，也暴露出他缺乏管理经验的一面。
会见时，毛泽东并没有把重点放在那双皮鞋上。谈话更多涉及旧日经历，也问到他的生活。王天相始终拘束，像一个接受检查的战士。毛泽东见他紧张，便让他放松些，还提起当年那匹马和长途行军。
离开武汉后，王天相把皮鞋放进木箱，锁了起来。家人问他为何不穿，他只回答：“这不是我的鞋。”这句话听起来像玩笑，实际却说明他始终把自己看作队伍中的旧兵，而不是受人关注的功臣。
晚年，他仍过着普通农民的生活，不愿摆功劳，也很少主动讲当年的事情。有人请他谈革命经历，他往往把话题引到战马身上。对他而言，毛泽东记得他，已经是一种很重的肯定，至于称号、证书和场面，都没有那么重要。
临近生命末期，他曾向家人要一件旧军装，说想穿着它去见毛大哥。那件军装并没有找到。这个细节没有惊天动地的意味，却与他一生的选择相互照应：从乡间少年到红军马夫，再回到普通农民，他始终没有把自己从那段队伍生活中分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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