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6月21日黄昏，延安保安处，处长陈泊正在核对毛主席第二天的行程。一份接待名单上的“田守尧”三个字，让他停下了手里的笔。主席早已听说这位苏北名将，准备亲自见面。可陈泊清楚，越是重要的人物，越不能只看一纸证明。
田守尧不是普通干部。1931年，安徽六安一个16岁的青年，瞒着家人的担忧参加了红军。那时革命队伍中有不少这样的年轻人，年纪不大，胆气却足。田守尧很快在行军和作战中显露出才能，成为部队重点培养的骨干。
1934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田守尧随队转战。战场上的他，与平日判若两人。熟悉他的人说，这位年轻军官身材清瘦，戴着眼镜，外表更像读书人。可一到枪声响起，他便冲在前面，判断果断，行动迅速。
1937年平型关战斗期间，田守尧担任副团长，曾在前沿组织冲锋，腿部被子弹击中。伤口不断流血，他没有立即撤下战场，而是让人简单包扎，继续躺在担架上掌握部队行动。这样的表现，也使他得到彭德怀等人的关注。
1939年，田守尧出任新四军旅长，奉命向苏北发展，参与创建根据地。根据地条件艰苦，干部常常住在群众家中。他与妻子陈洛涟一同工作，既组织部队，也做群众工作。村里的孩子喜欢围着他的黑马打转，他便让警卫员照看着孩子们，并不摆旅长架子。
这类细节，后来被许多乡亲记住。有人受夫妻二人的影响参加革命，也有人在他们离开后，仍把那段经历讲给后辈听。田守尧的威望，不只是靠战功建立起来的，也来自他在根据地与群众相处时的作风。
1943年，中央军委安排苏北部分干部前往延安学习。田守尧夫妇也在名单之中。那条路并不好走，日军和伪军在交通要道设置封锁，公开行军极易暴露目标。几名干部商量后，决定化装成普通客商，乘船从阜东县一带出发，设法绕过敌人的盘查。
途中，船只还是被日军巡逻艇发现。水面上的枪战持续了很长时间，船板、船桨都成了临时的掩护和武器。敌方火力占据优势，几挺机枪封锁了登岸方向，水面不断溅起血花。
突围时，田守尧和陈洛涟负责安排人员上岸。越是危险的地方，越需要有人带头探路。混乱中，两人不幸中弹，又陷入水槽一带，最终牺牲。幸存人员脱险后，仍设法向延安转移。
意外也由此发生。由于交通阻隔，延安方面只知道苏北有一批干部正在赶来，却无法及时确认每个人的相貌和行程。汪伪方面得知田守尧遇难后，便企图利用消息不通，派人冒充他的身份，混入延安，伺机接近毛主席。
这名冒牌者抢在真正的苏北干部抵达前进了延安。他携带着伪造的证明，自称就是田守尧。接待人员按照常规准备晚宴，主席也安排第二天会面。表面看，一切都顺利得很。
陈泊却没有放过名单上的疑点。他知道田守尧若按正常路线前往延安，很可能经过晋西北边区。于是，他立即设法核查：“近几个月，田守尧是否经过你们那里？”对方很快回复，晋西北方面没有见过田守尧。
这个回答改变了事情性质。冒牌者手中的证明，写着晋西北方面的名义，却查不到实际经过记录。陈泊又询问其介绍信，对方支吾片刻，只说文件已经遗失。一个真正从根据地来的干部，不可能连最基本的行程都无法自圆其说。
保安处随即将其控制，并展开审查。陈泊把路线、证明和口供逐项摆在面前，追问之下，对方的说辞逐渐崩溃，承认自己并非田守尧，而是受命潜入延安、企图接近毛主席的特务。
那一夜，延安方面及时取消了原定接见，主席也避过了一场危险。只是，真正的田守尧已经倒在通往延安的途中，陈洛涟同样未能抵达。一个名字，差点成为敌人行刺的掩护；一份名单，也因陈泊多问了一句，避免了更大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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