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离开爱尔兰，是因为那里没有工作——也是因为我们想该死地赶紧离开”：《越界》作者路易丝·肯尼迪谈如何开启自己的写作事业|伯恩|爱尔兰|约翰·肯尼迪|贝尔法斯特|越界|路易丝·肯尼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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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以北爱尔兰问题为背景创作的首部作品后来成为一部由吉莉安·安德森（Gillian Anderson）主演的热门电视剧。如今，这位小说家又回到自己的少年时代，写出了续作。她谈起自己从厨师到作家的转变，以及癌症诊断如何促使她开始写作。

路易丝·肯尼迪（Louise Kennedy）的人生几乎从来不缺乏戏剧性事件，而最近这段时间，即便以她自己的标准来看，也忙得异常惊人。不过，如果只看她本人，你很难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在斯莱戈（Sligo）她与丈夫、儿子和女儿共同居住的家中客厅聊天，而这正是那个她曾经以为会被银行收走的家。

2007年，这对夫妻以“蠢得离谱的价格”买下了这栋房子，同时开了一家餐馆。餐馆最初经营得非常成功，当时他们似乎只会一路向上。然而第二年，爱尔兰陷入金融混乱，顾客逐渐减少，所谓“凯尔特之虎”（Celtic Tiger）时期随之转变成了一个饱受失业、破产以及似乎无穷无尽的债务折磨的国家。

“我当时觉得自己根本不可能保住这栋房子。”她环顾着这个优雅的房间，里面摆放着漂亮的物件和植物，整体却依然轻松而舒适。“我想，我们大概就在一个月前才真正摆脱负资产。现在当然有人可以提出搬走的理由，但我太为我们能够坚持把它保住而感到骄傲了，所以我哪里也不会去。我会被装进一个盒子里抬出去。”

肯尼迪做了30年的厨师，从都柏林到伦敦，她到处工作过，其中还在贝鲁特待了两年，最终来到了爱尔兰西海岸的斯莱戈——那里距离她的故乡北爱尔兰并不远。

至关重要的是，她此前从未想过写作。自从七岁时一位老师赞赏过她写的一首诗之后，她就再也没有认真想过这件事。如今，她即将出版自己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车站》（Stations）。此前，她已经出版过短篇小说集《世界尽头是一条死胡同》（The End of the World Is a Cul-de-Sac），以及她的首作《越界》（Trespasses）。《越界》曾入围2023年女性小说奖（Women’s Prize for Fiction）短名单，并在2022年和2023年赢得了爱尔兰和英国的其他奖项。

去年，《越界》再次获得广泛赞誉，被第四频道改编成电视剧，由吉莉安·安德森主演。她饰演库什拉的母亲。库什拉是一名年轻的天主教教师，在20世纪70年代的贝尔法斯特爱上了迈克尔——一名年长、已婚的新教律师。

《越界》之所以点燃了读者的想象力，是因为它给一个本已复杂的爱情故事安排了一个令人恐惧、赌注极高的背景。迈克尔与库什拉之间的关系之所以必须秘密进行，并不仅仅因为这是婚外情，更因为他们来自两个彼此对立的社群，而他们生活在一个处于占领状态的国家。

为了重新创造当时贝尔法斯特的细节、质感与危险感，肯尼迪根本不需要从自己的成长经历之外寻找素材。

她讲述这些往事时如此生动，有时甚至如此幽默，以至于你必须提醒自己：那段经历本身一定极其艰难。

肯尼迪的天主教家庭在贝尔法斯特经营酒吧。有一天，她的祖母正准备去银行存当天的营业款，一枚炸弹在她经过的一栋建筑里爆炸，一块玻璃碎片刺穿了她的颈静脉。

“当时有一个正在休假的英国士兵，一个当时正在市中心的年轻小伙子，他用手按住她的脖子，防止她流血过多而死，直到救护车赶来。”肯尼迪回忆道。她随后补充说，祖母身上穿的那件皮草大衣也救了她一命。

在整个过程中，她始终没有松开那个装满钱的手提包，也一直坚持说自己必须去学校把女儿接回来。

“她的脸上留下了很多疤痕，因为被玻璃划伤了。但即使是在1971年，北爱尔兰的整形外科医生也已经非常擅长修复这种伤口。她最后只留下了一些非常细的疤痕。她真的非常幸运。”

那么心理上呢？

“她完全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创伤病例。她从来没有谈过那件事。她甚至可能都不知道‘创伤’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但只要有一声巨响，她就会彻底崩溃。”

与此同时，肯尼迪的父亲也曾在工作中遭受恐吓。他在东贝尔法斯特的一家工厂工作，是那里唯一的天主教徒。他曾被人跟踪回家，而他们的一名天主教邻居则被杀害在一个效忠派的“游戏室（romper room）”里——这实际上是一处审讯和谋杀场所，这个俚语来自一档儿童电视节目。

当时，她的父亲正在通过夜校函授课程学习，准备成为一名会计师；与此同时，他还要照看孩子，因为妻子正在酒吧工作。

有一天晚上，肯尼迪的母亲、祖母、两位叔叔和一名警察发现自己站在一条隧道里，正对着那栋随后被炸毁的建筑。这起袭击后来也被写进了《越界》。

“那是一件疯狂的事情。而我想，这就是北方的特点：你知道这不正常，你知道这简直疯了，但它同时又是正常的，因为你只能这样生活。你必须继续做自己的事情，否则你会被吓得处处胆战心惊。”

肯尼迪能够召唤过去，却不陷入怀旧式的简单化处理，这是《越界》电视剧改编成功的原因之一。该剧由艾尔布·基奥根（Ailbhe Keogan）编剧，她也参与过《坏姐妹》（Bad Sisters）的创作。

“艾尔布不是北方人，她来自凯里郡，而她对我非常包容。我希望对白能够真实地体现北方的语言，但又不能只是‘北方腔’。它还必须听起来像1975年。对我来说，这一点其实很容易回忆，因为我脑子里的声音，就是一个20世纪70年代北爱尔兰孩子的声音。

“而且人们现在说话的方式和那时候不一样了。那个地方也完全不同了。所以拍摄地点的选择相当复杂，因为很多地方都已经被毁掉了，后来又进行了大量重建。想找到一家完全没有改变过的酒吧非常困难。

“小说的故事发生在唐郡的霍利伍德，那是我长大的地方。但霍利伍德已经完全不像70年代的样子了，所以剧组最终在唐郡的一个村庄波塔费里取景拍摄。”

1979年，生活再次发生改变。

那一年肯尼迪12岁，正在文法学校读第一年。她的父母觉得已经受够了，于是带着全家搬到了纳斯，那时候那里还是都柏林以南不远处的一座小镇。

她讨厌那里。

“在我看来，那地方糟透了。”

她失去了自己的朋友，家里的电话花了两年时间才接通。更糟糕的是，当时那里只有一个电视台，“所以我所有的文化参照都被抹掉了”。

六个星期之后，他们回贝尔法斯特探亲。肯尼迪震惊地发现，自己竟然觉得一个朋友的口音听起来如此陌生。

“我当时就想：‘我的天！我哪里都不属于。’我不属于任何一个地方，现在依然如此。当你离开一个地方之后，它会继续按照自己的方式运转，但对我来说，那个地方却被冻结在了时间里。”

不过，那时候她还没有这样的视角。

“我是一个糟糕透顶的青少年。我真的非常愤怒，因为我们不得不离开，搬到一个只有一个电视频道的地方。”

正是这种与故乡脱离、失去归属感的经历，成为她新小说《车站》的重要素材。在小说中，两名格格不入的青少年主人公罗辛（Róisín）和雷德（Red）紧紧依偎在一起，试图创造出某种属于自己的归属感。

但随着故事从20世纪80年代初一路发展到本世纪，从爱尔兰来到伦敦，故事逐渐显露出一个事实：他们两人中最终只有一个人能够真正获得成功。

这不仅是一幅关于青少年疏离、迁徙与爱尔兰小城生活的肖像，也是爱尔兰历史上一次次移民浪潮的缩影。

回忆起自己在伦敦生活的日子，肯尼迪说，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你可以在周日早晨走进一家酒吧，感觉自己仿佛走进了弥撒现场。

而与此同时，你也会感觉自己正在逃亡：

“我们离开，是因为那里没有工作，但我们也离开，是因为我们当时生活在一个封闭、充满评判、恶心得像神权国家一样的地方，我们只想‘该死的’赶紧离开。”

正是这种对历史的精准把握，让安妮·恩莱特（Anne Enright）评价《车站》“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悲哀”，并称其为“一部关于哀悼与重新夺回的作品”。

而在罗辛身上，肯尼迪也允许自己写出一个“烦死人”的角色——不受欢迎、喜怒无常、以自我为中心。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越界》中的库什拉，肯尼迪说，读者非常喜欢她。

“最近我碰到一个老朋友，她当年和我一起上学。她问这本书讲什么，我说，是一个从北方搬过来的女孩，学校里所有人都讨厌她。她当时就说：‘这是自传吗？’”

再回到那个从烹饪突然转向写作的巨大转折点。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简单来说，2014年，肯尼迪仍在努力维持那家已经陷入困境的餐馆。当时，她被半推半就地拉去参加一个新的创意写作小组。这个小组是作家尤娜·曼尼恩（Una Mannion）创办的。

“我为什么要去参加那个？”她问说服她参加的朋友、视觉艺术家尼姆·麦凯布（Niamh Mac Cabe）。结果麦凯布直接跑到她家，把她塞进了车里。

“我觉得那是我这辈子听过最搞笑的事情。”肯尼迪回忆道。

但在第一次大约有八个人参加的聚会上，肯尼迪发现自己答应了下来，要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写出一篇作品。

“从我开始尝试写这个疯狂的小短篇故事的那一刻起——我当时甚至真的不知道什么叫短篇小说——我就想：只要我能找到一种方式继续做这件事，其他发生什么我都不在乎。”

那个故事后来登上了国家广播电台。它取材于一个家庭的记忆，讲述20世纪20年代一个小女孩的故事：她在教堂当月的死亡名单上写下了鲁道夫·瓦伦蒂诺（Rudolph Valentino）的名字，结果因此惹上了一大堆麻烦。

当她把故事读给写作小组听时：

“我完全以为大家要么直接笑出来，要么非常礼貌地跳过这个话题，不得不讨论我的烂故事。但他们的反应却热烈得不得了。所以我想，‘好吧，我再试着写一个。’”

部分原因是，她很享受这种分心。

在工作中，肯尼迪和丈夫一直忙于到处救火，努力应付债主，同时确保员工能够拿到工资。

“我们穷得叮当响。所有人都是这样。我想，问题就在于，如果整个国家都陷入这种状态，那么过去那些你或许还能去借几个便士的人，现在也根本没有钱。他们自己也都一团糟。”

餐馆最终关门了。那是在她加入写作小组几个月之后。

“我当时想，管它呢。我可以坐下来，随便折腾两三个小时，试着写点东西，而我甚至都不会去想餐馆的生意。”

经历了这场剧烈的变化之后，她的写作生涯开始蓬勃发展。她积累了大量短篇小说，取得文学硕士学位，随后又在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由作家加勒特·卡尔（Garrett Carr）指导，并开始在杂志上发表作品。

她后来签下了经纪人埃莉诺·伯恩（Eleanor Birne）。当时，伯恩正在建立一个爱尔兰作家阵容。她告诉肯尼迪，如果英国出版商认为她正在创作一部长篇小说，她的作品或许会更有吸引力。

“我当时骗了她，我说：‘哦，是的，我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但其实我根本没有。”

她对卡尔也说了同样的话。

但实际上，《越界》的构想已经开始在她心中慢慢酝酿。

然后，又一个意外袭来——她被诊断出患有黑色素瘤。她肩胛骨上的一颗痣发生了癌变，随后癌细胞扩散了。首先，她面临的是手术，之后又接受了免疫治疗。她说，自己不想整天想着癌症，但她知道，自己已经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工作了。“所以我就给自己弄了个吊带。我连续几天坐在这里，嗑着非常强效的止痛药，嗨得不行，把《巴黎地产女王》（Call My Agent!）三季全看完了。

“但我其实什么也做不了，所以我想，好吧，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坐在厨房的餐桌旁，每天试着写1000字，也许能写出一部长篇小说的东西，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所以等我重新回去工作的时候，我已经写出了64000字的东西。

“那根本算不上小说。就是一堆狗屎。

“但等我真正重新回去面对它的时候，至少纸面上已经有东西可以修改了。”

此后，肯尼迪又经历了原有癌症的各种并发症和复发，包括脑垂体受损，由此导致突然绝经以及严重的内分泌问题。

这些年来，她一直围绕治疗调整自己的生活。在我们交谈的过程中，一个闹钟提醒她该服用当天众多药物中的一种。不过如今，她的生活已经稳定得多。

我问她，下一本书是否会继续采用时间顺序，并将故事锚定在20世纪90年代。

答案是肯定的，她正在创作这本书。

说到文学生活，肯尼迪表示，与“被看见”相比，她更喜欢“做事”——换句话说，她更喜欢写作，而不是谈论写作。

她已经取得了足够的成就，因此可以确定自己不会再回到厨房工作。

至少不会以职业厨师的身份回去。

在我离开之前，她把我带到餐桌旁，毫不张扬地端出了一桌自制食物：自制乳蛋饼、自制面包、自制肉酱，最后还有一个巨大的自制覆盆子柠檬凝乳蛋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