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南京局势已十分紧张。吴石连夜赶往上海，将一份标有部队番号的长江江防部署图交出。纸张不大，分量却极重。渡江作战前，解放军能够掌握江防布置，与这类来自国民党内部的情报密切相关。
吴石当时并不是共产党员，也没有公开改变身份。他仍在国民党军事系统任职，却把能够接触到的真实情况，陆续送到了中共方面。这个身份上的反差，也是许多人误解他的原因：在不少叙述中，他被直接称作“地下党员”，但现有材料显示，他直到牺牲都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
吴石1894年出生于福建闽侯。少年时期，他参加过辛亥革命学生军，后来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炮兵科，并以优异成绩毕业。由于成绩突出，同学称他为“吴状元”。1931年，他又进入日本陆军大学学习，熟悉中日军制与作战理论，兼通英、日两种语言，在军界有“十二能人”之誉。
真正让他受到重视的，是抗战时期的参谋工作。面对日军情报资料，他花费多年整理分析，编写出系统性的军事研究材料，供国民党军政部门参考。淞沪会战、武汉会战以及长沙、昆仑关等战事中，都能看到他参与研判和筹划的身影。
吴石并非只会纸上谈兵。他长期研究日本军队的编制、装备和作战习惯，因而被视为国民党军中的“日本通”。1939年，他还曾向苏联方面提供日军动向情报。抗战期间，他的军衔不断提升，先后担任重要参谋职务，成为国民党军界颇受倚重的专业军人。
有意思的是，他与共产党人的接触并非突然发生。1937年，吴石听过周恩来的演讲，也与叶剑英有过交往。读到《论持久战》后，他曾评价文章见识非凡。抗战后期，他在广西任职时，还曾对胡志明等人的活动给予掩护。这些经历，使他逐渐形成了超越党派的国家观念。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和混乱加剧。前方将士仍在作战，后方却出现侵吞物资、哄抬物价等现象。吴石亲眼所见，心中的失望越来越深。他并不是一开始就站到共产党一边，而是在现实冲击下，逐渐判断国民党已经失去治理国家的能力。
1947年，经何遂介绍，吴石与中共方面建立联系。当时，他担任国防部史政局局长，能够接触大量军政档案和作战资料。这个岗位看似偏重文书，实际却处于军事信息汇集之处。吴石没有把情报工作当成个人冒险，而是视作保存国家实力、避免内战继续扩大的办法。
1948年淮海战役前后，他协助提供徐州地区的军事资料。福州发生洪灾时，他又捐出大笔款项救济灾民，并动员同僚筹款。对吴石而言，军事判断与民生疾苦并不是两回事。军人如果只顾派系输赢，却不顾百姓承受的代价，在他看来便失去了最基本的责任。
同年年底，吴石曾与海军将领林遵深入交谈，分析国民党政权的处境，促成舰队起义。1949年福州解放前夕，他又设法保存福建及台湾地区的军事资料，并将一批重要档案转交解放军方面。这些行动没有战场上的枪炮声，却直接影响了接收和部署。
1949年8月，蒋介石电令吴石赴台湾任职。有人劝他留在大陆，他却认为台湾仍有大量军政情报需要传递。为降低外界疑心，他让妻子带两个年幼子女同行，把年长的子女留在大陆。这个决定既是掩护，也是取舍。家人被迫分离，风险却并未因此减轻。
到台湾后，吴石担任国民党军参谋系统的重要职务，能够接触战略防务、海防部署等核心资料。他通过朱枫传递情报，内容涉及台湾防务和金门前线兵力配置。至于“密使一号”这一称呼，相关研究存在不同说法，不能把尚有争议的代号当作没有疑问的定论。
1950年初，台湾地下组织遭到破坏，朱枫和吴石的身份相继暴露。吴石曾设法为朱枫办理特别通行手续，但未能阻止事态恶化。被捕后，他受到严厉审讯，始终没有供出更多人员。据有关材料，他在供述中多次想到年幼的孩子，也担心家人受到牵连。
1950年6月10日，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在台北马场町被处决。吴石时年五十六岁。临刑前，他留下诗句，表达对家国、亲人的牵挂，也曾说台湾和大陆本是一家。这个结局，对一名长期身处国民党核心军事系统的旧军人而言，既有个人悲剧，也折射出那个年代许多人的艰难选择。
1973年，吴石被追认为革命烈士。1994年，他的遗骨从台湾迁回，与夫人王碧奎合葬于北京福田公墓。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不等于没有为民族和国家承担责任。吴石留下的价值，恰恰在于他以自己的身份作出选择，并为国家统一付出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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