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夏，长沙湖南省立第一中学，校长符定一把一名布衣青年的答卷放在案头，反复读了几遍。这个青年叫毛泽东，字润之，刚满19岁。
那是一篇关于民国成立后教育与实业取舍的文章。文字未必工整，却有开阔气象，论事不拘泥于眼前得失。符定一看出的，不只是文章本身的锋芒，更是一个青年对国家处境的忧思。
他没有急着下结论，而是把毛泽东叫到办公室询问。问题一个接一个，谈教育，也谈时局；问书本知识，也问个人志向。毛泽东回答得沉着，有些看法甚至超出了同龄人的见识。
符定一后来回忆，眼前这个学生穿着普通，谈吐却很有主见。他当场鼓励道：“润之，青年人的肩上，总要担些国家的事情。”这句话是否逐字如此，已难完全考证，但符定一对毛泽东的器重，确实从入学之初便十分明显。
符定一出生于1877年，湖南衡山人，曾受传统教育，也接受过近代新学。辛亥革命后，他投身湖南教育，先后主持学校事务，重视学生的独立思考。那时的学校并不宽裕，学生来自各地，读书条件有好有坏，校长若只会照章办事，很难真正留住人才。
他把珍藏的《资治通鉴》交给毛泽东，又设法替他借阅其他史书。毛泽东常在夜间读书，有时甚至坐在光线并不明亮的地方。符定一巡视学生宿舍时，曾见他仍在翻书，便放轻脚步离开，没有出声打扰。
有意思的是，真正让符定一感到惊异的，并非一次考试，而是毛泽东在作文中的历史判断。毛泽东写《商鞅徙木立信论》，国文教师柳潜评其“目光如炬，落墨大方”，并给出很高评价。文章谈的是商鞅，背后却牵涉信用、改革和社会秩序，这种从旧史中寻找现实问题的读法，正是毛泽东早年的特点。
师生之间也并非处处融洽。毛泽东性格倔强，课堂上与教师发生争论时，往往坚持己见。有教师因此认为他“难以教诲”，甚至提出辞职。符定一没有选择简单开除，而是认为学生有棱角并不可怕，教育的责任正在于引导。
这种保护并没有换来毛泽东长期留校。入学半年左右，毛泽东认为学校课程和自己的求知目标存在距离，决定离开。符定一很惋惜，却没有强行阻拦。他明白，真正有志向的青年，未必会沿着老师安排的道路前进。
此后，毛泽东进入湖南第一师范学习，思想逐步走向成熟。符定一北上后，两人仍保持来往。1918年毛泽东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生活并不宽裕，符定一常邀他到家中谈学问，也在经济上给予帮助。师生关系由校内授业，变成了相互讨论国家前途的长期交往。
1925年，毛泽东在湖南开展工人运动，触动了当局利益。赵恒惕方面曾有意逮捕他，恰在长沙的符定一得知消息后，利用亲友和教育界关系从中斡旋，并设法送信、筹款，帮助毛泽东离开险境。这次保护，是符定一第一次因学生而承受现实压力。
抗日战争期间，符定一不愿与侵略者合作，也拒绝国民党方面以职位和待遇相诱。他在湖南办学，资助青年，接触进步思想。后来因与毛泽东保持联系，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审讯者要他交代师生关系，他只在纸上写下“无间师生”四字。
这次入狱并没有使他改口。获释后，他仍研读毛泽东的著作。家人担心他再次惹祸，劝他暂时不要看，符定一却说：“我是在和润之谈话。”在他看来，阅读学生的文章，已经成为延续师生交谈的方式。
1946年，符定一终于抵达延安，与毛泽东重逢。毛泽东亲自接待老师，并邀请周恩来、朱德等人相聚。符定一在延安住了三个多月，参观学校、农场和机关，观察那里的干部与群众生活。回到北平后，他向教育界人士介绍所见所闻，呼吁停止内战。
1947年，符定一再次被国民党特务带走。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教师和北平文化界人士联名抗议，叶剑英也出面交涉，社会压力之下，符定一获释。两次入狱，原因都与毛泽东及其所走道路有关。
1948年冬，符定一从北平前往西柏坡，向中共中央转达各界意见。他特别强调北平古迹众多，解放城市应尽量避免战火毁坏。天津战役于1949年1月14日发起，至15日结束，守军被击溃。随后北平实现和平解放，古都的重要建筑得以保存。
新中国成立后，符定一受周恩来委托筹办中央文史研究馆，1951年7月29日正式成立，他担任第一任馆长。许多旧学者生活困难、心存疑虑，他亲自登门沟通，再把实际情况反映给政府。毛泽东批示，对确有困难者应先行救济。
1958年5月3日，符定一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1岁。毛泽东得知消息后，写下“符定一是我们工作中的一面镜子”。这位老师教过毛泽东的时间并不算长，却以数十年的信任、保护和坚持，留下了一段特殊的师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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