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2月，河南省林县太行山东麓，县委书记杨贵站在施工现场，看着一群扛着锄头、铁锹和扁担的农民，开始向山体发起凿挖。谁也没有想到，这项后来闻名全国的引水工程，开工不久便接连收到村民反映，甚至有人要求停工。
林县缺水，并不是一时之困。
这里山多石厚，地势特殊，雨水落下后很难存住。遇到旱年，井水枯竭，池塘见底，庄稼收成没有保障。当地百姓长期靠天吃饭，许多家庭甚至要到很远的地方挑水。水，在林县不是普通生活物资，而是决定一家人能否留下来的根本。
1959年，林县遭遇严重旱情。挖井、修池等办法接连失效，县里必须寻找新的水源。杨贵和其他干部经过勘察，把目光投向了山西境内的浊漳河。只要把河水引入林县，便能从根本上缓解百姓用水和农业灌溉的难题。
可难处也摆在眼前。引水线路要穿过太行山，山体坚硬，施工地点又在两省交界附近。没有现代化机械，炸药数量也十分有限，参加施工的主力只能是农民。工程能不能开工，靠的不只是决心，还要解决测量、坡度、线路和施工组织等一系列问题。
经过勘测，工程选择从山西侯壁一带引水，利用地势高差让河水自行流向林县。方案确定后，数万名群众陆续加入施工队伍。有人带来了家里的铁锤，有人背来粮食和被褥，还有人把牲口也投入运输。
热情很高，秩序却不够。
早期施工人员来自不同村庄，许多人没有参加大型工程的经验。有人只顾着挖土，有人忙着搬石料，工序衔接不上，工具和材料也常常无法及时送到。干活的人不少，真正形成的有效进度却不理想。对此，杨贵很快作出调整，把施工队分成若干作业单位，明确各自负责的路段和工种，并建立现场指挥制度。
队伍逐渐理顺，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渠道进入山西境内后，部分线路经过当地农田。那几年粮食本就紧张，土地对农民来说格外重要。修渠占用耕地，必然会影响播种和收成。有人找到施工人员说：“修水渠是大事，可田地也不能说不要就不要。”
爆破带来的影响更直接。为了打通山壁，施工队需要使用炸药。爆炸声不仅惊扰牲口，还可能震动附近房屋。个别村民反映墙体出现裂缝，担心居住安全。有人因此质问：“水还没有引过来，家先被震坏了，这样的工程怎么能继续？”
这些意见并非无理取闹。红旗渠属于跨区域工程，既要解决林县的长远用水，也必须尽量减少对沿线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若只强调目标正确，却忽略施工造成的现实损失，工程就很难取得当地支持。
杨贵一度承受着很大压力。有人建议改变线路，也有人担心继续推进会引发更多矛盾。一次到工地查看时，他看到农民们顶着寒风敲打岩石，衣服上沾满尘土，却仍在讨论通水后的庄稼和生活。
一名工人对同伴说：“只要渠能修成，大家以后就不用年年为水发愁。”
这句话让杨贵意识到，群众并不是看不见眼前的困难，而是愿意为长远利益承担辛苦。问题在于，工程指挥者必须把损失降到最低，不能让支持引水的人反过来承受不必要的伤害。
随后，施工线路作了调整，遇到农田和村庄时尽量避让；爆破也不再随意进行，而是划定区域，控制时间，并加强对周边房屋和牲畜的防护。对于确实受到影响的群众，施工方面进行沟通协调。工程管理由粗放走向规范，沿线的反对声音才逐步减少。
红旗渠并非一条简单挖出来的水沟。主干渠要沿太行山腰蜿蜒穿行，还包括隧洞、渡槽和分水工程。施工人员没有成熟经验，就在实践中改进工具和方法。缺少机械，便增加人力；岩石太硬，便反复试验爆破办法；测量条件有限，便靠简易仪器和实地校正保证渠道坡度。
从1960年开工，到主要工程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陆续完成，再到配套工程不断完善，前后历经近十年。数万名群众付出了长期劳动，林县终于获得了较为稳定的水源，农业灌溉、居民用水和地方生产也有了新的基础。
那些告状和质疑，并没有否定红旗渠的价值，反而提醒人们：一项造福多数人的工程，同样不能回避具体人的困难。正因为施工中不断听取意见、修正线路、改进管理，红旗渠才没有停留在纸面方案上，最终成为真正能够使用的民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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