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刚刚参加过战斗的美国士兵，只有不到20%的士兵真的朝敌人开过枪，他们害怕杀戮，而不是被杀。美军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为了提高“开火率”，他们立即调整培训方案。
新兵们开始无休止地演练“杀人”，瞄准一些逼真的假人射击，训练看到敌人后立即开枪的能力，直到杀戮成为一种自动反应。同时，军队开始强调战场战术，比如高空轰炸和远程大炮，降低杀人的道德愧疚。
这些新的训练方式和战术成效显著。这些士兵上战场后有55%的会开枪。在越南战争中，开火率接近90%。终于，美军将杀戮行为变成了反射动作，士兵们开枪时再也体验不到强烈的消极情绪了。一位中校写道：他们被训练成了“杀人机器”。
这则小故事，出自牛津大学罗兹学者乔纳·莱勒的一本书，名字叫《How We Decide》，意为“我们如何选择”。 在书中，作者并没有对军人被训练成“杀人机器”做过多评判，而是分析人类大脑的思维机制，弄清楚人类是如何做决策的。 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这也比简单的道德评判更有意义。
乔纳·莱勒在这本书中还讲了一个精神病人的故事，对照这个故事，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一个有严格道德律的正常人为什么能被训练成“杀人机器”。
故事是这样的，一个叫约翰·韦恩·盖兹的普通人，从小就喜欢折磨动物，对他来说，虐待是一种享受。他长大后，表面上是一个正常人，甚至还成为当地的一个小人物；暗地里，他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杀人犯，前后陆续杀死了33个男孩，直到事情败露被判刑。
人们倾向于将盖兹之类的人归为怪物，但真相并没有这么简单。每当盖兹面不改色地杀人时，他都是在做决定，但他没有丝毫愧疚，他的良心安宁，照样睡得像个婴儿。盖兹缺少一件正常人才有的东西——道德。除此之外，他一切正常，甚至比一般人更理性。但是智力上的完美却隐藏了一种致命的障碍：精神病人很危险，因为他们的情绪脑坏了。
当情绪脑遭到破坏，人就会变得难以体验遗憾、悲伤或喜悦。而这些本应是人天生就具有的原始情绪，正是这些原始情绪指导着道德决策。对盖兹这样的人来说，罪恶始终是智慧，作恶不会让他们感到难过。因为，他们的大脑 里，只剩下了理性。
返回去看美军的故事，就很容易理解了。在战场上，不开枪杀死敌人，自己就极可能被杀死，这是很正常的理性思维。军队正是通过给士兵灌输这种绝对的理性，损坏了他们的情绪脑，把他们变成了某种程度上的精神病人。从战场归来后，士兵回归正常生活，有的人情绪脑逐渐复苏，道德愧疚便会接踵而至，有的人情绪脑难以恢复，就无法融入正常生活。越南战争中，美军士兵开火率最 高，战后士兵自杀率也最高，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这并不说明美军多么邪恶，反而说明美国人普遍具有较强的道德感。那些从小就被仇恨洗脑喊打喊杀的人，从小就被抹杀了情绪脑，根本就不需要经过什么训练，只要给枪立马就可以变成“杀人机器”，而且这往往是不可逆的。这就是只有理性脑没有情绪脑的可怕之处。
所以，乔纳·莱勒在《How We Decide》这本书中写道：疯子，是只剩下理智的人。
反观现实，人们却总是过分看重理性的作用，做决定时也往往只凭理性做判断，殊不知这其实极其危险。为了帮助人们调和理性与直觉，乔纳·莱勒写出了这本《How We Decide》。本书中文版译名是《为什么大猩猩比专家高明》，书名有点奇葩，却说明了主题：理性很重要，但被忽视的情绪脑往往更重要。
书中认为：意识包含了两个不同的思考系统，一个是有意识的理性思考系统，另一个是无意识的快速的感性思考系统，良好决定的关键在于，知道什么时候应该依靠哪个系统。
这正是这本书最大的作用，它可以帮助你思考自己的思考，了解大脑的思维机制，从而做出恰当、高明的判断，成为一个靠谱的决策者。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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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Leonardo201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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