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驻扎在伊拉克阿萨德空军基地、库尔德自治区埃尔比勒等地的美军作战力量，按照美伊双方此前达成的安全安排，开始移交防务并分批撤离。
从2003年美英联军绕开联合国安理会发动军事打击，到美军结束在伊拉克的联合反恐使命，已经过去23年。
美国在这场战争中投入了超过两万亿美元，数千名士兵死亡；伊拉克经历了政权更迭、宗派冲突、极端组织占领和长期动荡，暴力冲突造成的平民死亡超过30万人，流离失所者达到数百万。
驻军会离开，战争留下的制度和安全安排还在。下面沿着几个关键节点往下看：美国当年的决定，怎样一步步进入伊拉克的政治秩序、武装格局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2003年，布雷默先动了两处国家机器
2003年3月，美军凭借空中优势和装甲部队推进到巴格达，仅用三周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华盛顿当时承诺，要在幼发拉底河畔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繁荣的中东样板。
占领开始后，布雷默（L. Paul Bremer III，美国外交官）先处理了旧国家的人员和机构。5月，美国总统布什任命的外交官保罗·布雷默接掌联军临时管理当局（CPA），随后签署了两道影响深远的行政命令。
第1号令要求去复兴党化。前政权复兴党的高级成员被清除出公共机构，今后也不得担任公职。问题在于，复兴党在萨达姆时期几乎渗透进公共部门。大学教授、医院负责人以及水厂、电网的工程师，很多人都挂着党籍，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加入政党只是为了保住工作。
命令实施后，伊拉克失去了大量熟悉政府运转的人。公共部门原本就缺少替代者，人员清洗让学校、医院和基础设施管理更难恢复。
第2号令接着解散伊拉克国防部、内务部安全力量和正规军。大约40万受过训练的军人失去编制，很多人没有拿到足够的退伍补贴，也没有明确的安置去向。他们熟悉武器和地形，后来有不少人进入反美抵抗组织和地方武装。
美国前总统布什在回忆录中把解散伊拉克军队视为战后决策中的错误。
同年5月，联合国安理会第1483号决议设立伊拉克发展基金，伊拉克原油销售收入被纳入一个由伊拉克央行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管理的账户体系。
作为战后过渡安排，它解决了占领初期资金管理的问题，也让伊拉克的石油收入和美国主导的金融系统长期联系在一起。
2005年，三大职位按教派分配
国家机构被拆散后，新的政治秩序必须在废墟上搭起来。美国占领当局推动伊拉克制定新宪法，战后政治运作中逐渐形成了穆哈萨萨（Muhasasa）制度，也就是按照民族和教派分配职位。
总统通常由库尔德人担任，总理由什叶派阿拉伯人担任，国民议会议长则由逊尼派阿拉伯人担任。这个安排后来扩展到内阁、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管理层。党派在选举中拿到多少席位，往往决定它能分到哪些部门。
部委由此拥有了强烈的派系属性。掌握石油部的政治集团，可以决定工程项目和合同流向；控制内政部的集团，则能安排人事，把与本派系有关系的武装人员纳入安全部门。国家机构仍然存在，但很多职位首先服务于党派和宗派网络。
这种安排没有消除原有裂痕，反而把裂痕固定在政府的日常运作中。2006年萨马拉阿斯卡里亚清真寺遭到炸弹袭击后，巴格达爆发大规模教派仇杀，许多原本混居的社区开始按宗派分开。
政治分配方式和街头暴力互相强化，社会信任也随之下降。
外国安保承包商又制造了另一层矛盾。布雷默签署的第17号行政令，赋予外国私营安保人员很大的司法豁免空间。
2007年，黑水公司雇员在巴格达尼斯尔广场开枪，造成17名平民死亡。案件长期难以在伊拉克司法体系内得到处理，许多伊拉克人由此更加相信，战后的法律并不平等地适用于所有人。
2011年，美军撤走后留下了谁来维持秩序的问题
2007年，美国推出增兵计划，并向逊尼派部落武装提供资金，组建了大约10万人的觉醒委员会。这些部落武装熟悉当地情况，帮助美军压制了部分反叛力量。暴力暂时下降，却留下了一个后续问题：这些人以后由谁支付工资，又由谁指挥？
2008年底，布什政府与马利基政府签署驻军地位协定，规定美军在2011年底前撤出。2011年12月，奥巴马政府宣布完成撤军，并把一个主权独立、稳定且能够自立的政府交给伊拉克。
美军离开后，马利基政府对逊尼派副总统哈希米等人发出逮捕令，许多逊尼派政治人物逐渐被排除在决策核心之外。觉醒委员会成员也没有全部进入正规安全力量，部分人长期拿不到此前承诺的工资。逊尼派省份的不满因此重新积累。
美国管理的布卡营也留下了后续影响。前复兴党军官和宗教极端分子在这里被关押，他们在监狱里建立了联系。
后来成为伊斯兰国头目的巴格达迪曾被关押在布卡营。拘留营不能单独解释伊斯兰国的崛起，但它确实让一批有军事经验的人和极端宗教网络有了接触机会。
2014年，政府军溃败，民兵进入国家体系
2014年夏天，伊斯兰国从叙利亚方向进入伊拉克，几天内占领摩苏尔、提克里特等地，前锋一度接近巴格达。
伊拉克政府军的溃败暴露出重建工程的缺陷。美国投入数百亿美元训练和装备的部队没有守住摩苏尔，多达两个师的士兵逃离阵地，留下了悍马车、火炮和弹药。政府随后清查军队名册，发现约5万名幽灵士兵：他们出现在工资名单上，却并不在部队中服役，军饷被层层截留。
危急时刻，什叶派宗教领袖西斯塔尼发出教令，号召民众保卫国家。大量志愿者加入武装，和原有的什叶派民兵一起组成人民动员力量（PMF）。伊朗军事顾问和这些民兵参与了对伊斯兰国的阻击，进攻才被压住。
同年，美国又以国际反恐联盟的名义派兵返回伊拉克，开展空袭和特种作战。2017年摩苏尔战役结束时，北部大片城镇已经被打成废墟。世界银行在2018年科威特重建会议上估算，伊拉克修复受损基础设施至少需要882亿美元。
PMF在战争中获得了政治和社会声望。2016年，伊拉克议会通过法律，把它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由国家财政发放薪饷。但纳编没有让各支武装完全服从同一条指挥链。
它们仍保留派系背景，有的还通过组建政党进入议会，并在地方口岸、安保和商业合同中建立利益网络。伊拉克的安全问题，从没有军队变成了国家有军队，也有不完全受国家控制的武装。
2019年，停电和失业把年轻人推上街头
军事行动暂时结束后，伊拉克人的麻烦并没有消失。
美国伊拉克重建特别监察长斯图尔特·鲍恩曾指出，战后重建资金存在严重浪费和管理混乱。不少电站、水厂和医院建成后缺少维护，几年之内就不能正常运行。
巴士拉是一个典型例子。这里是伊拉克南部的产油重镇，夏季气温经常超过50摄氏度，但公共电网每天只能供电几小时。居民不得不向私人柴油发电机购买电力。海水倒灌、排污设施失修又让自来水盐碱度升高。人权观察组织发布的《巴士拉渴了》报告记录了2018年当地水污染引发的就医潮。
战争的环境影响也存在争议和长期后果。关于费卢杰出生缺陷的研究报告曾发现异常情况，但污染与具体健康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仍需要更多医学证据。两河流域下游的美索不达米亚沼泽地则因来水减少、水土恶化和长期开发而持续退化，依靠捕鱼和放牧生活的人不得不迁往城市。
经济结构同样脆弱。原油出口长期贡献伊拉克政府财政收入的九成以上，占出口总额的比例也超过九成。国家缺少足够的工业和农业收入，公共部门工资和养老金又占去预算的大部分。青年失业率长期在30%以上，石油收入增长并没有为年轻人提供相应数量的工作。
2019年10月，年轻人走上街头，提什林运动由此爆发。抗议者举着伊拉克国旗，要求结束宗派配额、打击腐败，口号里反复出现我们要一个真正的国家。抗议持续数月，安全部队和亲宗派武装使用催泪瓦斯弹和实弹，数百人死亡。
2020年1月，美国在巴格达国际机场附近发动无人机空袭，击杀伊朗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和伊拉克民兵副指挥官穆罕迪斯。伊拉克议会随后要求外国军队离开。美军在伊拉克的存在从反恐合作重新变成了主权争议和地区冲突的一部分。
2026年：美军打包离场，剩下的烂摊子伊拉克该怎么收拾？
经过多轮谈判，美军在2026年分阶段结束联军使命，并从主要基地撤离。军队撤出后，伊拉克政府仍要面对几件延续多年的事。
先看政治。2003年被打散的公共行政体系没有完全恢复，2005年形成的教派配额仍然影响职位和预算分配。2022年爆出的世纪大劫案提供了一个具体例子：空壳公司从伊拉克税务部门预缴税账户中提走了约25亿美元，案件暴露出部门监管漏洞和派系保护。
安全问题也没有随着PMF获得国家编制而结束。解散旧军队留下的真空，经过多年战争，变成了正规军、反恐部队和多个民兵组织并存的格局。
各支武装的政治关系和地方利益依旧存在，中央政府能否把它们纳入同一条指挥链，仍没有答案。
经济上，石油收入仍然支撑着大部分财政支出。伊拉克原油收入通过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账户体系结算，这个安排与美元现金供应、美国制裁政策之间有不同的关系，不能把每次汇率波动都归结为一个原因。
日常压力来自另一处：财政要支付庞大的公共部门工资，也要填补战争留下的基础设施缺口。
伊拉克政府正在寻找新的收入和交通通道。苏达尼政府推动总投资约170亿美元的发展之路项目，计划从波斯湾大福港向北连接土耳其边境，建设铁路和公路。哈法亚油田也在推进伴生气收集和发电项目，减少过去直接燃烧天然气造成的浪费。
这些项目能否改善伊拉克的处境，取决于政府能否把合同、预算和安全都管住。美国军队可以按计划撤离，2003年以后形成的政治制度、权力关系和安全结构却已经留在国内。
撤军解决了驻军问题，公共服务、武装指挥和石油收入分配的问题，仍然要由伊拉克政府自己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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