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弟弟叫周小勇，今年三十一，在县城城南开了家电动车修理铺。说是铺子，其实就是路边搭了个铁皮棚，摆两张桌子，一堆轮胎和电瓶。他十六岁就不上学了，跟着一个老师傅学修车，学了三年，自己出来单干。干了十二年，手上全是机油味，指甲缝里永远黑黑的。他媳妇在超市当收银员，两人有个儿子，五岁，叫周小乐。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可周小勇从来不叫苦。他这人，随我爸，闷葫芦一个，有啥事都自己扛。

头晕这事，是从前年春天开始的。那天他在铺子里给一辆电动车换电瓶，蹲下去搬电瓶，站起来的时候忽然眼前一黑，差点栽地上。他扶着桌子站了一会儿，缓过来了，以为是蹲久了，没当回事。可后来这种事越来越频繁。蹲下站起来会晕，早上起床会晕，有时候骑着电动车在路上，忽然一阵天旋地转，赶紧靠边停下来，趴在车把上喘半天。他媳妇让他去医院看看，他说没事，可能就是累的。他媳妇说你别硬撑。他说我年轻，撑得住。

到了夏天，他晕倒过两回。一回是在铺子里，正给人家补胎，忽然就倒了，头磕在工具箱上，磕了个口子。他媳妇吓坏了，拉着他去了县医院。县医院的大夫问了问，让做了个脑CT。CT结果出来，说没啥事。大夫说可能是颈椎的问题，开了一堆活血化瘀的药，让回去吃。周小勇吃了两个月，没见好。后来又去了中医院，扎了半个月针灸。扎的时候好点，不扎了又晕。再后来去了市里医院，做了核磁共振，又抽了血，查了耳朵，查了心脏，啥都查了。大夫说可能是耳石症，给做了复位。复位完那两天确实不晕了，可过了三天又开始晕。

那一年多，周小勇跑了七八家医院，做了十几次检查，花了快两万块钱，啥毛病没查出来。大夫的说法五花八门，有说颈椎的，有说耳朵的，有说贫血的，有说神经性的。每个大夫开的药都不一样，他吃了好几箱子药，人都吃瘦了，还是晕。后来他干脆不去了。他媳妇说你再看看。他说看啥，看了也白看。他媳妇说那你就这么晕着？他说晕着晕着就习惯了。

今年开春，我去他铺子里给他送饭。他坐在小马扎上，手里拿着个包子，咬了一口，没咽下去。我说你咋了。他说姐，我吃不下。我说咋吃不下。他说一吃东西就晕。我说你以前不是晕吗，咋还吃不下。他说就是晕得厉害了，吃东西的时候觉得房子在转，胃里翻。我看着他，瘦了一圈，脸也黄，眼袋耷拉着。我说小勇，你这样不行，你得去大医院看看。他说去过了，没用。我说你去上海看。他说上海那么远，挂号都挂不上。我说我帮你挂。他说姐，你别折腾了，我这就是累的，歇歇就好了。我说你歇了一年多了，歇好了吗。他不说话了。

我回去跟我丈夫商量。我丈夫在供电局上班，认识的人多，托人问了一圈，说上海华山医院神经内科有个专家，看头晕看得好。我让我丈夫托人挂了号，然后给周小勇打电话。他说姐，我不去。我说号都挂了，不去白瞎了。他说挂号费多少钱。我说你别管钱。他说你告诉我。我说三百。他说三百块，够我给小乐买两身衣裳了。我说你少废话，明天我陪你去。他沉默了半天，说姐，我怕。我说你怕啥。他说我怕查出来是啥不好的病。我说你查不出来才怕，查出来了才知道咋治。他说那要是治不好呢。我说你连查都没查明白，咋知道治不好。他不吭声了。我说你收拾收拾，明天早上我来接你。

第二天早上五点半，我到他家楼下。他媳妇在窗口招手，说姐你上来坐。我说不坐了，赶火车。周小勇下楼的时候，背着一个旧书包，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夹克。他媳妇送他到门口，说小勇，听姐的。他说嗯。他媳妇又跟我说，姐，你多费心。我说你放心。

县城到上海，坐高铁三个多小时。周小勇坐在靠窗的位置，一路上没怎么说话。我给他买了面包和水，他吃了一口，不吃了。我说你多少吃点。他说姐，我嘴里发苦。我说那喝口水。他喝了。窗外的田野一片一片往后倒，麦子刚返青，绿油油的。他看着窗外，忽然说，姐，咱爸走的时候，也是头晕。我心里咯噔一下。我爸是五年前走的，脑溢血，早上起来说头晕，送到医院已经不行了。我说咱爸是血压高，你血压不高。他说我知道，可我一晕就想起爸。我说你别自己吓自己。他说嗯。可他手攥着书包带子，攥得指节发白。

到了上海，我们坐地铁去了华山医院。医院很大，人很多，走廊里挤满了人，有坐轮椅的，有拄拐杖的，有家属扶着慢慢走的。周小勇站在大厅里，看着电子屏上的叫号信息，有点发懵。我说你跟着我。我们找到神经内科，在候诊区等了快两个小时。他坐不住，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蹲下，一会儿又站起来。我说你坐会儿。他说坐不住，一坐就晕。我说那你站着。

终于叫到他的号。我们进了诊室，里面坐着一个五十来岁的女大夫，姓沈，头发花白，戴着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她问周小勇，你哪里不舒服。周小勇说头晕，晕了快两年了。沈大夫说怎么个晕法。他说就是天旋地转，有时候站不住。沈大夫说晕的时候有没有耳鸣，耳朵堵。他说有，右耳朵老觉得闷。沈大夫说头疼吗。他说有时候疼，后脑勺疼。沈大夫说看东西模糊吗。他说有时候模糊，一会儿就好。沈大夫说走路稳吗。他说不稳，像踩棉花。沈大夫说有没有吐过。他说有，晕得厉害了就吐。

沈大夫站起来，拿了个小电筒，照他的眼睛，又让他伸舌头，看他的喉咙。然后让他站起来，闭上眼睛，双手平举。周小勇站了不到十秒，身子就往右边歪。沈大夫扶住他，让他坐下。她又拿了个音叉，敲了一下，搁在他耳朵边上，问哪边响。周小勇说左边。她又搁在他后脑勺上，问哪边响。他说右边。沈大夫皱了皱眉。她坐回去，看着周小勇的检查单。那是我们带去的县医院和市医院的检查结果，厚厚一沓。她一页一页翻，翻得很慢。翻到最后一页，她抬头说，你这个情况，我怀疑不是单纯的眩晕。他说那是啥。沈大夫说，你脑子里可能长了东西。

周小勇脸一下白了。我站在旁边，手也凉了。我说沈大夫，您说的是啥东西。沈大夫说，我看了你之前的CT和核磁，报告上写的都是未见明显异常。但我刚才给你做体格检查，发现你有右侧小脑的体征。她说得做个增强核磁，看清楚。我马上开单子，你今天能约上。周小勇坐在椅子上，半天没说话。他的手搁在膝盖上，攥着裤子。裤子被他攥出了两个褶子。我说小勇，你听见没。他说嗯。我说你别怕，查清楚再说。他说嗯。他站起来的时候，腿有点软，我扶了他一把。

增强核磁约在下午三点。我们在医院食堂吃了点东西。周小勇没吃，坐在塑料椅上，盯着墙上的钟。我说你吃一口。他说姐，我是不是要死了。我说你胡说什么。他说沈大夫说脑子里长东西，不就是瘤子吗。我说瘤子也分良性的。他说万一是恶性的呢。我说恶性的也能治。他说治好了也是废人。我说你闭嘴。他闭嘴了。可他的嘴闭着，眼眶红了。

下午做了增强核磁。周小勇躺在那个大机器里，我站在外面，透过玻璃看着他。他一动不动，像一截木头。机器嗡嗡响，响了半个多小时。出来的时候，他脸色煞白，走路打晃。我扶着他，坐在走廊的椅子上。等结果要两个小时。那两个小时，我们谁也没说话。他靠在我肩膀上，闭着眼。我搂着他，像小时候搂着他睡觉。他那时候才五六岁，夏天中午不睡觉，我拍着他的背，他就睡着了。现在他三十一了，靠在我肩膀上，还是很沉。

结果出来的时候，沈大夫把我们叫进诊室。她把片子插在观片灯上，指着上面一个白色的点说，你看这里，右侧桥小脑角区，有个占位。我脑子嗡的一下。周小勇坐在那儿，眼睛盯着片子，嘴唇哆嗦。沈大夫说，从影像上看，边界清楚，形态规则，良性的可能性大。具体是什么性质，得做手术取出来化验。但你们别太担心，这个位置，我们见得多，多半是听神经瘤，良性的。她说你头晕就是因为这个瘤子压了小脑和听神经。周小勇说那咋办。沈大夫说手术切除。他说手术有风险吗。沈大夫说任何手术都有风险，但这个手术我们做得很多，成功率很高。她说你还年轻，越早做越好。

周小勇坐在那儿，半天没说话。然后他忽然趴在我肩膀上，哭了。他哭得没声，就是肩膀一抽一抽的。我拍着他的背，说没事了，查出来了，能治。他说姐，我以为我要死了。我说你死不了。他说我要是死了，小乐咋办。我说你别胡说。他说我媳妇一个人咋办。我说你活得好好的，想那些干啥。他哭了一会儿，抬起头，拿袖子擦了擦脸。他说沈大夫，我住院。沈大夫说行，我给你开住院单。

那天晚上我们在医院旁边的快捷酒店住了一夜。周小勇吃了碗馄饨，吃了半碗，说饱了。他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我说你睡吧。他说姐，你跟我说说话。我说你想说啥。他说你说我是不是命大。我说是。他说那么多医院都没查出来，到这儿一查就查出来了。我说上海的大夫水平高。他说嗯。他翻了个身，说姐，谢谢你。我说谢啥。他说谢谢你没放弃我。我说你是弟弟，我不帮你谁帮你。他笑了，那笑很淡，可笑了。他闭上眼睛，过了一会儿，呼吸就匀了。他睡着了。我坐在床边，看着他的脸，瘦得颧骨都突出来了。可他的眉头松开了。一年多没见他眉头松开过。

第二天办了住院手续。手术安排在三天后。我给他媳妇打了电话，她带着小乐坐高铁来了。小乐扑到他怀里，喊爸爸。周小勇抱着儿子，眼圈红了。他媳妇站在旁边，眼泪往下淌。我说别哭，好事，查出来了就能治。她点头。手术那天，我们仨在手术室外面等着。小乐不懂事，在走廊里跑来跑去。他媳妇抱着他，不让他闹。手术做了五个多小时。沈大夫出来的时候，我们全站起来了。她说手术顺利，瘤子全切了，化验是良性。他媳妇一下瘫在椅子上，哭了。小乐吓着了，也哭了。我站在那儿，腿软得站不住，扶着墙，眼泪往下掉。

周小勇在ICU待了一天，转到了普通病房。他醒过来的时候，看见我们仨围着他，嘴动了动，说渴。他媳妇给他喂水。小乐趴在床边，说爸爸你疼不疼。他说不疼。小乐说爸爸你啥时候回家。他说快了。小乐笑了，说爸爸你以后还晕吗。他说不晕了。小乐说那你能带我去公园吗。他说能。小乐高兴了，说那我要坐小火车。他说行。

住院住了半个月。周小勇出院那天，沈大夫来送他，说回去好好养，三个月后来复查。他说谢谢沈大夫。沈大夫说别谢我，谢你姐。他看着我，说姐，谢谢你。我说你再说谢谢我就打你了。他笑了。那笑跟以前不一样，以前笑是皮笑肉不笑，现在是真笑。他瘦了，可眼睛亮了。

回县城那天，他媳妇扶着他，他走得很慢，可走得稳。小乐在前面跑，喊爸爸你快点。他说爸爸走不快，你等等爸爸。小乐跑回来，拉着他的手，说那我牵着你。他牵着小乐的手，一步一步往外走。我跟在后面，看着他。他背影还瘦，可直了。不像来的时候，弓着腰，像个小老头。

回了家，邻居们来看他。有人说小勇你好了？他说好了。有人说啥病啊。他说脑子里长了个瘤子，良性的，割了就好了。有人说哎呀这么严重，咋不早去看。他说看了，没查出来。有人说那咋查出来的。他说我姐带我去上海查的。人家看着我，说你这个姐，比妈还尽心。我笑了笑，没说话。

周小勇现在还在养。铺子关着，他媳妇上班，他丈母娘来帮忙带小乐。他每天早上去公园走两圈，下午睡一觉，晚上看会儿电视。他给我打电话，说姐，我今天走了三千步，没晕。我说好。他说姐，我吃了一大碗面，没吐。我说好。他说姐，我啥时候能干活。我说你急啥。他说我闲不住。我说你闲不住也得闲，脑子上的事，不是闹着玩的。他说我知道。他说姐，你说我当初要是听你的，早点去上海，是不是就不用遭那么长时间的罪。我说你那时候不是怕花钱吗。他说嗯。我说钱没了能挣，人没了就没了。他说姐，你说得对。我说你以后别那么省了。他说嗯。

昨天我去看他，他坐在阳台上晒太阳。小乐趴在他腿上，让他讲故事。他讲了个大灰狼和小红帽，讲得磕磕巴巴的。小乐听得认真，眼睛一眨一眨的。我站在客厅里，看着他俩。阳光照在周小勇脸上，他脸色比之前好多了，不黄了，也有点红润了。他抬头看见我，说姐你来了。我说给你带了排骨。他说你又花钱。我说你少废话，炖汤喝。他嘿嘿笑，说姐，我这两天老想起小时候。我说想啥。他说想你背我去上学。我说那时候你才六岁，走不动，我背了你一学期。他说嗯，你后背暖和。我说你现在后背也暖和，小乐趴着呢。他低头看了看小乐，笑了。那笑，跟我爸像。我爸走的时候，周小勇才二十六。他没怎么哭，就站在灵堂前，一根接一根抽烟。现在他活过来了，笑起来跟我爸一个样。

我弟弟经常头晕，检查多次无效，上海大医院一查，终于找到原因。那个原因在他脑子里藏了快两年，压着他的小脑，压着他的听神经，让他天旋地转，让他吃不下饭，让他以为自己要死了。可它就是个良性瘤子，割了就完了。我想跟那些跟周小勇一样的人说，别扛着。查不出来就去大医院查，一个地方查不出来换一个地方。头晕不是小事，可能是耳朵，可能是颈椎，也可能是脑子。别怕花钱，别怕麻烦。钱没了能挣，脑子坏了，人就没了。周小勇现在好好的，小乐还有爸爸，他媳妇还有丈夫，我还有弟弟。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