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本里讲抗日战争，总会强调“持久战”是中国战胜日本的核心战略，依托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优势，以空间换时间，逐步消耗日本，最终取得胜利。这给人一种印象，似乎战争爆发之初，国人就已经清晰地知道这场战争要打很久，并且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
全面抗战爆发后，“持久战”确实是朝野共识，但共识只停留在“打破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企图”这个层面。至于战争到底要打多久，社会各界的预判普遍偏短，核心依据就是对中日两国国力的机械对比：中国弱但大，日本强但小，长期耗下去日本先垮。
这种判断最直接的理论来源，是1937年6月上海生活书店翻译出版的《当日本作战的时候》。这本书由塔宁、约翰合著，以日本对苏作战为假想场景，详细拆解了日本的战争支撑能力，结论非常明确：日本打不起长期战争。书中给出了具体的数据：
第一，日本全部积蓄的煤油、铁矿、生铁和米，战争第一年就会用完；第二，农产品永久储藏到第二年年末就会告罄，第二年必然出现严重粮食短缺；第三，第一年就会发生巨大通货膨胀，第二年战费就要占到国家收入的60%，远超一战时列强的负担水平。
这本书出版后恰逢卢沟桥事变爆发，很快成为国人论证“日本必败”的核心依据，反复被报章杂志引用。经济学家吴承禧在《怎样争取最后的胜利》中，就直接以此书为依据，提出中国只要用持久战对抗日本的速战速决，就能取得胜利。类似的分析充斥当时的舆论界：《商业月报》刊发《日本的军需资源与持久战》，逐项盘点日本的钢铁、有色金属、石油、化工原料短板，指出铁矿自给率仅23%、铜自给率不到43%、石油国产仅占30%，绝大多数依赖进口，一旦遭遇封锁，战争机器很快就会停转。
中国驻横滨总领事邵毓麟还专门撰写《日本的经济力能作持久战吗》，从财政层面论证日本的脆弱性。数据显示，1937年日本军费占一般预算的比例已经超过50%，加上追加的侵华特别战费，全年预算总额达54亿日圆，比1936年翻了一倍。1938年度战费进一步攀升至60余亿日圆，只能靠滥发公债弥补。而1937年日本公债实际仅发行15亿日圆，远低于计划的33.94亿，金融市场已经消化不良。高桥藏相早年提出的“百亿公债亡国论”，此时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
人力层面的计算也支撑“日本不能久战”的判断。据当时统计，日本1937年总人口7125万，适龄壮丁约655万，最高可动员兵力约420万。到1938年10月，日本已征召入伍102万人，作战伤亡病死约50万人，兵源消耗速度远超预期。很多人据此认为，再打一两年，日本的人力就会枯竭。
在这样的认知下，国内对战争时长的预判普遍偏乐观。1937年11月的集美抗敌座谈会上，与会者列举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财力稳固等优势，估算第一年可筹战费87.8亿元，第二、三年每年67.8亿元，足以支撑抗战，最终达成共识：“三年以后必可得到最后胜利”。蒋介石公开表态“中日战事一开，非一年半载可了”，看似保守，实则内心也默认一年半载战事就能见分晓。民间更有甚者，认为日本经济半年就会崩溃，很快就能收复失地。
这种纸面算账式的预判，很快就被现实打得粉碎。战争不仅没有在一两年内结束，反而进入了漫长的相持阶段，一打就是八年。偏差的根源，在于当时的预判犯了两个根本性错误：静态低估了日本的战争能力，静态高估了中国的组织能力。
首先，对日本战争潜力的判断过于机械。很多人只算了日本本土的资源储备，却没算上它对占领区的掠夺。卢沟桥事变后，日本迅速控制华北，将当地的煤、铁、棉花等战略资源源源不断运往本土，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进口缺口。同时，日本国内实行全面的战时统制经济，通过《输出入临时措置法》限制进口、提高关税，强制推行物资配给，压制物价上涨。尽管民生凋敝，但战争机器仍能勉强运转。
更重要的是，当时普遍低估了日本社会的承受力。很多人以为战争恶化会引发日本国内革命、反战运动高涨。可实际上，几十年的忠君爱国教育、严密的警察网络、薄弱的工人组织，使得日本社会的抗压能力远超预期。正如当时有识之士警告的：“由于几十年忠君爱国思想的熏染和麻醉，由于小生产者在日本整个工业中占有极大的优势，由于工人组织的比较落后，由于警察网的密布，由于日本共产党之缺乏伟大的领袖，日本的社会革命在最近的将来恐怕还难于成熟。”指望日本自行崩溃，本质上是一种侥幸心理。
对中国自身的战争动员能力估计过高。很多人只看到中国人口多、资源多，却忽略了国民政府的组织动员能力低下，根本没法把潜力转化为战力。全面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同时开辟淞沪战场，投入海陆空精锐，虽然坚持了三个月，却几乎损失了全部精锐部队，不仅没能在东线战胜日军，还导致华北快速沦陷。后方建设更是跟不上，李璜就曾尖锐批评：“说到长期抗战，至少该当是一年两年，但是这样因陋就简，不得要领的后方工作，我敢说，是支持不了一年两年的。”
战事的发展也不断打破速胜幻想。台儿庄战役胜利后，国内一度乐观情绪高涨，不少人以为只要再打几次这样的胜仗，就能彻底击败日本。可很快武汉会战打响，中国军队虽浴血奋战，最终还是主动弃守。武汉失守后，很多人瞬间从乐观跌入悲观，“流露着极度的惶恐，以为抗战绝少胜利的希望，垂头丧气，觉得一切都很悲观”。直到这时，国人才逐渐意识到，这场战争远比预想的要漫长、残酷。
战争时间不断拉长，不仅消耗着国力，也在重塑着整个社会的战争认知。从最初幻想“日本两年内崩溃”，到逐渐接受长期战争的现实，再到反思政治、呼吁改革，国人的心态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转变。
首先是对“速胜论”的反思与批判。针对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侥幸心理，学者叶启芳明确提出了“三种投机主义”的批评：第一种是军事投机主义，以为日本一年半载就会经济崩溃，不用苦战就能胜利；第二种是外交投机主义，坐等列强干涉、靠国际压力结束战争；第三种是国力投机主义，害怕战争破坏太大，总想尽快结束。他强调：“决不可陷于军事投机，拟以最短期间便博取‘长期抗战’之美名。我们要咬实牙根，决志抵抗，就使‘长’到一百数十年，也是要抗战下去的。”
更重要的变化是，民众对政府的信心逐渐流失，开始从“等胜利”转向“要改革”。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不断开出胜利时间的空头支票，却屡屡无法兑现。张维华就曾批评：“‘最后胜利’这句话，不是一种空喊的口号，也不是一种祷告的词句，而乃是要有事实作根据。不兑现的支票不能维持长久，没有事实作根据的口号，也不能永远取得人民的信仰。”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要打赢持久战，不能只靠军事，必须改革政治。《国讯》等刊物明确提出：“惟有予民以权，乃能用民之力”“惟有实行民主，可以治国与民为一体”。到了抗战相持阶段后期，要求实行宪政、推动民主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黄炎培等民主人士更是直接提出“要以宪政运动来迎接抗战最后胜利”。这种诉求从抗战中孕育，最终深刻影响了战后的国内政治格局。
回头来看，抗日战争的“持久战”，从来就不是一个事先精准测算好的八年战略，而是在战争中逐步摸索、逐步适应的结果。抗战初期“日本撑不过两年”的普遍预判，恰恰反映了当时国人对战争残酷性的认知不足。而当战争一次次超出预期，国人也在痛苦中不断调整认知，从幻想速胜到接受持久，从依赖政府到呼吁改革。这场战争最终打了八年，不仅是军事上的较量，更是对整个国家社会的全面淬炼，它所带来的认知重塑与社会变革，远比战争本身的影响更加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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