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湖北应城招待所内，李先念设宴会见郭仁泰。席间没有铺陈排场，谈话却很快转入正题。郭仁泰放下酒杯，神情严肃地说：“司令员，有人又来找我，想拉我一起闹事。”这句话，让这场叙旧变成了一次重要的情况报告。

来找郭仁泰的人，正是杨青山。此人过去曾担任伪鄂西保安司令，郭仁泰一度做过他的副手。抗战时期，两人关系复杂；到了新中国成立前夕，杨青山又试图拉拢郭仁泰参加暴动。没有想到，这一次郭仁泰没有动摇，反而把消息及时告诉了李先念。

李先念为何要主动宴请一个有过叛变经历的人？答案要从郭仁泰早年的经历说起。1900年，郭仁泰出生在应城一带，年轻时曾在膏盐矿区做工。凭着豪爽性格和能说会道的本事，他逐渐成了矿区中有影响力的人物。

当时鄂中乡间，各种“码头”“寨主”“把头”背后，往往都有汉留会的关系。这个组织成分复杂，既有工人、农民，也有一些地方势力人物。郭仁泰在其中颇有号召力，许多人愿意听他招呼。这样的身份，在乱世中既可能成为隐患，也可能转化为抗日力量。

1938年，陶铸在应城主持汤池训练班。他注意到，汉留会虽然带有旧式帮会色彩，但基层成员大多来自乡村和矿区，并非人人都与日伪勾连。陶铸判断，与其简单打击，不如争取改造。于是，他把工作重点放在郭仁泰身上。

双方接触后，郭仁泰接受了几项要求：公开抗日，不侵害群众利益，还要组织汉留会中的头面人物参加训练，逐步改变原有的江湖习气。事情刚有进展，郭仁泰却被国民党应城县政府逮捕。陶铸得知后，立即联络地方各界人士进行营救。

郭仁泰获释后，陶铸把营救经过如实告诉了他。对一个讲义气、重情面的地方人物来说，这份帮助分量很重。郭仁泰没有把这看成普通的人情往来，而是逐渐认识到，共产党干部争取他的目的，并不是利用他扩张私势，而是希望把地方力量放到抗日大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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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0月底，应城沦陷。郭仁泰随即召集汉留会成员，在党组织帮助下组建抗日游击大队。部队最初缺枪少弹，甚至要收集国民党军队撤退时遗下的武器。到1939年1月，队伍已有近千支枪，规模明显扩大。

然而，有枪并不等于有战斗力。面对装备较好的日伪军，郭仁泰部队连续作战失利，处境迅速恶化。就在这段时间，杨青山趁机诱骗郭仁泰投敌。郭仁泰接受了伪军职务，成为杨青山的副手。这是他人生中一次严重转折，也成为后来许多人质疑他的原因。

1939年6月，李先念率部进入鄂中，着手整顿和发展抗日武装。摆在面前的问题很现实：郭仁泰手中有兵，若强行消灭，势必造成损失；若设法争取，则可能改变一支地方武装的方向。

李先念经过分析，认为郭仁泰虽接受了伪军职务，但主要精力仍放在保存和扩充部队上，没有大肆残害百姓；汉留会的基层基础也不全是坏的，更重要的是，郭仁泰重情重义，仍有争取可能。这个判断，决定了对郭仁泰采取教育、争取而非一味清除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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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铸再次找到郭仁泰，对他的投敌行为进行了严厉批评。批评并不留情面，郭仁泰也没有回避。他承认自己在失败和压力面前走了弯路，表示愿意率部重新抗日。1940年，郭仁泰带部反正，所部编入豫鄂挺进纵队第六团队，郭仁泰任团长。

经过整编和政治教育，这支队伍逐步脱离旧式地方武装的习惯，后来成为新四军第五师十五旅四十三团的一部分。郭仁泰本人也从一个地方势力人物，转变为抗日武装干部。这个过程并非一纸命令就能完成，而是经历了反复考验。

有意思的是，真正检验他是否改变的，并不是战场上的一次冲锋，而是多年后的一次拉拢。1949年，杨青山再次找到郭仁泰，试图凭借旧日关系说服他参加暴动。郭仁泰当面拒绝，并把这件事报告给李先念。

宴席上的那句举报，既说明郭仁泰已经与过去划清界限，也说明李先念当年争取、教育、改造地方武装的工作没有停留在口头上。随后，杨青山被捕。郭仁泰的身份，也在这次选择中得到重新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