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了十几年刑警，今年我才发现，黑恶势力早就不是当年那副模样

我叫孙志刚，今年四十一岁，在市局刑侦支队干了十六年。十六年里，我抓过杀人犯，审过毒贩子，端过赌博窝点，也跟黑社会打过交道。以前我一说黑社会，脑子里浮现的就是纹身、金链子、砍刀、钢管，一帮人吆五喝六地收保护费、抢地盘、打打杀杀。那时候抓人好抓，证据好找，只要有人报案，我们顺着线索摸过去，一抓一个准。可今年，我发现自己好像不会办案了。

事情的起因是今年三月的一个案子。报案人是个开饭店的，姓周，五十多岁，在城南开了十几年饭店。他来的时候，左胳膊打着石膏，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他说，孙警官，我让人打了。我说，谁打的？他说，一帮人，我不认识。我说，为啥打你？他说，因为我没同意把店转给他们。

我一听，来精神了。强行转让，暴力胁迫，这不就是典型的黑恶势力吗？我问他，那帮人长什么样？他说，穿西装的，看着挺斯文，可动起手来一点不含糊。我说，你认识他们吗？他说，认识一个，叫刘总，说是搞餐饮连锁的，来过我店里几回，说要收购我的店，我没同意。后来就来了几个人，说我欠他们钱，我说我不欠。他们就把我店砸了，把我打了一顿。

我说，你报警了吗？他说，报了，派出所来看了看，说这是经济纠纷，让我去法院起诉。我说，怎么是经济纠纷？我店被砸了，人也被打了。他说，派出所说他们没动手，是我自己摔的。我说，你自己摔的能摔成这样？他说，监控坏了。我说，监控坏了？他说，嗯，那天正好坏了。

我听着不对劲。我干了十几年刑警，什么案子是经济纠纷，什么案子是黑恶势力，我分得清楚。强行收购，暴力威胁，砸店打人，这明明就是黑恶势力的手段。可派出所为什么说是经济纠纷？我打电话问了一下辖区派出所，接电话的是个年轻民警，说，孙哥，这个事我们知道，可人家确实有合同，周老板跟那个刘总签过一份合作协议，后来周老板反悔了，人家拿着合同来要钱，周老板不给，双方发生了争执，周老板自己摔倒了。我说，合同呢？他说，在刘总那儿。我说，周老板说没签过合同。他说，那我们就不知道了，反正人家有合同。

我觉得不对，可也没再追问。毕竟人家派出所已经处理了，我一个市局刑侦的，不好直接插手。可那天晚上回家，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想起那个周老板，五十多岁的人了，胳膊打着石膏，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站在我面前，说话都在抖。他说，孙警官，我干了十几年饭店，从来没跟人红过脸，怎么就摊上这事了？他说，那帮人说了，我要是不签转让协议，他们就天天来，让我生意做不下去。他说，我报警了，可警察说管不了。他说，孙警官，你说我该怎么办？

我想起我刚开始干刑警那会儿，大概是二零零八年左右。那时候我们辖区有几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一个叫“斧头帮”，一个叫“青龙会”，听名字就知道，都是些街头混混凑起来的。他们在菜市场收保护费，在娱乐场所看场子，在建筑工地强揽工程。谁不服就打谁，打了就跑，跑了再回来，跟警察打游击。那时候我们抓他们，办法也简单。找几个受害人，做几份笔录，摸清他们的活动规律，然后找个晚上，全队出动，一锅端。抓回来一审，什么都招了。那时候的黑社会，说白了就是一群不要命的混混，没文化，没背景，没靠山，全靠一身蛮力。

后来我慢慢发现，这帮人变聪明了。他们开始注册公司，开茶楼，开典当行，开小额贷款公司。他们不再亲自动手打人，而是雇一帮社会闲散人员，让他们去闹事。他们不再收现金保护费，而是让商户签合同，交“管理费”、“咨询费”、“服务费”。他们不再说“不交钱就砍你”，而是说“咱们按规矩来，你违约了，我得收违约金”。你要是跟他们讲理，他们跟你讲法。你要是跟他们讲法，他们跟你耍横。你要是跟他们耍横，他们跟你讲理。反正他们永远站在“合法”的那一边，你永远站在“不占理”的那一边。

我把周老板的事跟我师父说了。我师父叫王建军，干了三十年刑警，去年刚退。他听了以后，沉默了半天，说，志刚，你还记得零九年那个案子吗？我说，哪个？他说，就是那个赵老板的案子。我想了想，想起来了。零九年，有个开歌厅的赵老板，被人逼着签了一份转让协议，把歌厅转给了一个叫“龙哥”的人。赵老板不签，他们就天天来闹，砸场子，打客人，赵老板报了警，可每次警察来的时候，他们就走，警察走了，他们又来。后来赵老板实在受不了了，签了协议，把歌厅转出去了。转出去以后，赵老板去告，可法院说协议是他自愿签的，驳回了。赵老板气不过，在歌厅门口喝药自杀了。没死成，救过来了，可人也废了。

我师父说，那个龙哥，现在开了一家文化传媒公司，在省城买了楼，开了好几个分公司。你猜他现在干什么？我说，干什么？他说，他做慈善。去年还给希望工程捐了一百万，报纸上都登了。我说，他捐的钱，不都是抢来的？我师父说，你说是抢的，可你有证据吗？人家每一笔钱都是从公司账上走的，公司有营业执照，有税务登记，有合同，有发票。你说他抢了赵老板的歌厅，可赵老板自己签了协议，收了转让费。你说他是黑社会，可人家现在西装革履，跟领导握手，跟明星合影，你拿什么抓他？

我师父喝了口茶，说，志刚，现在的黑恶势力，早就不是当年那副模样了。他们不穿金链子，不纹身，不拿砍刀，他们穿西装，打领带，拎着公文包，坐在写字楼里，跟你谈的是法律，是合同，是商业模式。他们不抢你的店，他们让你的店开不下去，你求着他们接手。他们不打你的人，他们让你自己摔倒，然后说你诽谤。他们不收你的现金，他们让你签一份你根本看不懂的合同，等你违约了，他们依法收你的房子。你抓他们？你连他们的边都摸不着。

我说，那周老板的事，就这么算了？我师父说，不算了又能怎样？你有证据吗？我说，周老板脸上的伤就是证据。他说，周老板说是他们打的，人家说是他自己摔的，监控坏了，没有目击证人，你怎么证明？我说，那合同呢？周老板说没签过。他说，合同上有没有周老板的签字？我说，不知道。他说，那你去查，查完了再说。

我去查了。我调了周老板饭店周围的监控，果然，那天晚上监控坏了。我找了周老板的员工，他们说那天晚上他们不在。我找了周围的商户，他们说没看见。我去了派出所，调了当时的出警记录，上面写着：现场无打斗痕迹，当事人无明显外伤，系经济纠纷，建议去法院起诉。我拿着那份记录，心里头堵得慌。我又去了刘总的公司。那家公司在一个写字楼里，装修得挺气派，前台小姐穿得整整齐齐，墙上挂着营业执照和各种荣誉证书。我说我找刘总，前台说刘总不在。我说我等他，前台说刘总出差了。我说我留个电话，前台说好。

我出了那栋写字楼，站在楼下，看着那些来来往往的白领，突然觉得自己像个外人。我干了十几年刑警，抓了那么多人，破了那么多案，可面对这个刘总，我连门都进不去。他不在家，他出差了，他公司有法务，他合同是合法的，他打人没证据。我拿什么抓他？

我又去找了周老板。周老板的饭店已经关门了，门上贴着“转让”的纸条。周老板坐在门口，看见我，说，孙警官，你来了。我说，周老板，你跟我说实话，那份合同，你到底签没签？周老板低着头，半天没说话。后来他说，签了。我说，你签了？他说，那天晚上，他们来了五个人，把我堵在办公室里，让我签，我不签，他们就打我，打完了让我签。我签了，他们拍了照，走了。我说，那你为什么跟我说没签？他说，我怕你们说我签了就不管了。我说，那你脸上的伤呢？他说，他们打的。我说，有人看见吗？他说，没有，他们都走了，就我一个人。

我站在那儿，心里头翻江倒海。我知道周老板说的是真的，可我没有证据。我知道那个刘总是什么人，可我抓不了他。我知道这是黑恶势力，可他们把自己包装成了合法商人。我干了十几年刑警，第一次觉得自己这么没用。

后来我把这个案子报上去了。支队领导看了材料，说，志刚，这个案子先放着吧，证据不足。我说，证据不足？周老板被打成这样，这叫证据不足？领导说，周老板自己签了合同，这是事实。他说没签，可合同上有他的签字，有他的指印，你说不是他签的，你得拿出证据来。我说，那他的伤呢？领导说，伤是伤，可没人证明是刘总的人打的。我说，那监控呢？领导说，监控坏了，这是事实，你没法假设。我说，那就不查了？领导说，查，怎么不查，可你得找到证据才能查。你现在什么证据都没有，你怎么查？

我坐在办公室里，看着那份案卷，心里头特别难受。我想起我刚干刑警那会儿，抓一个抢劫犯，三天就破了案。那时候的坏人，脸上写着“坏人”两个字，你一眼就能认出来。现在呢？现在的坏人，脸上写着“成功人士”，你跟他握手，他跟你递名片，你跟他喝酒，他跟你谈合作，你跟他翻脸，他跟你打官司。你抓他，他告你。你关他，他保释。你判他，他上诉。等他出来了，他还是刘总，你还是孙警官。你没变，他也没变，可你们的位置变了。

这件事以后，我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每天上班，出警，做笔录，审嫌疑人，跟以前一样。可我心里头知道，有些东西不一样了。以前我觉得，只要我够努力，够拼命，就没有抓不到的坏人。现在我知道，有些坏人，你拼了命也抓不到。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厉害，是因为他们把自己藏在了法律和规则的后面。你跟他们讲法律，他们比你懂。你跟他们讲规则，他们比你精。你跟他们讲人情，他们跟你讲法。你跟他们讲法，他们跟你讲人情。你永远差他们一步，永远抓不住他们的尾巴。

我老婆看我天天闷闷不乐的，说，你是不是工作不顺心？我说，没有。她说，那你咋了？我说，没咋。她说，你骗不了我，你这人心里有事都写在脸上。我说，真没事。她说，那你说说，你最近是不是遇到什么难办的案子了？我看着她，突然就想说出来。我说，老婆，你说，要是坏人穿上了西装，打上了领带，开上了公司，做上了慈善，他还是坏人吗？她说，那得看他干了什么。我说，他干了坏事，可你抓不到证据。她说，那你就去找证据。我说，找不到。她说，找不到就不找了？我说，找不到就没法抓。她说，那你就看着他逍遥法外？我说，嗯。她说，那你当警察干啥？

她这话问得我哑口无言。是啊，我当警察干啥？我干了十几年刑警，抓了那么多人，可面对这个刘总，我什么都做不了。我连一个被打的饭店老板都保护不了，我还当什么警察？

可后来我想通了。想通是因为一个小案子。那天派出所转来一个案子，说有个老头在菜市场被人打了，打人的跑了。我去了现场，老头坐在地上，鼻子流着血，旁边围了一圈人。我问老头，谁打的？老头说，一个卖肉的，说我挡了他的道。我说，人呢？老头说，跑了。我说，你认识他吗？老头说，认识，就在那边卖肉。我顺着老头指的方向走过去，找到了那个卖肉的。卖肉的说，我没打他，他自己摔的。我说，有人看见吗？卖肉的说，没人看见。我说，那你跟我回所里一趟。卖肉的说，凭什么？我说，凭有人指认你打人。卖肉的说，他指认我就信？我说，那你跟我回去说清楚。卖肉的跟我回了所里，一查，他以前因为打架斗殴被拘留过三次。最后他认了，赔了老头两千块钱，拘留五天。

这个案子特别小，可我破了以后，心里头特别痛快。我想，不管坏人怎么变，不管他们穿西装还是穿围裙，只要他们打了人，只要有人报案，我就得管。我管不了那些穿西装的刘总，可我管得了这个卖肉的。我抓不了大鱼，可我抓得了小虾。我改变不了这个世道，可我能守住我这一亩三分地。只要我还在干刑警，只要还有人报案，我就得管。管得了管不了是另一回事，可我得管。

后来我把周老板的案子重新捡起来了。我知道刘总不好抓，可我还是去查了。我查了他的公司，查了他的合同，查了他的资金来源，查了他的社会关系。我找了十几个被他欺负过的商户，一个一个地跟他们谈。有的人不敢说，有的人说了又反悔，有的人说完了就搬走了。我用了三个月，攒了厚厚一摞材料。我把材料报上去了，支队领导看了，说，志刚，这个案子可以立了。我说，能抓吗？他说，先立，抓不抓得了，再说。

案子立了以后，刘总来找过我。他开着奔驰，穿着西装，拎着两瓶茅台，站在我办公室门口，说，孙警官，咱们能不能谈谈？我说，谈什么？他说，谈周老板的事。我说，周老板的事，你跟我谈不着，你跟法官谈去。他说，孙警官，你别这样，我也是做生意的，我也有难处。我说，你有什么难处？他说，生意不好做，竞争激烈，有时候手段是过激了点，可我也没犯法啊。我说，你有没有犯法，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法律说了算。他说，孙警官，你非得跟我过不去？我说，我没跟你过不去，我跟我自己过不去。他说，你什么意思？我说，我干了十几年刑警，要是连你这种人都抓不了，我白干了。他看了我半天，拎着茅台走了。

后来那个案子还是没办成。刘总跑了，跑到了国外。他的公司注销了，资产转移了，合同销毁了，证人改口了。周老板的医药费是我跟几个同事凑的，不多，几千块钱。周老板拿着钱，哭了，说，孙警官，谢谢你。我说，谢啥，我没帮你什么。他说，你帮了，你让我知道，还有人管这个事。我说，以后有事，你还来找我。他说，好。

那天晚上，我坐在办公室里，看着窗外的万家灯火，心里头挺平静的。我想，我干了十几年刑警，抓了那么多人，可我最想抓的这个人，还是跑了。我没抓到他，可我没放弃。我没放弃，就还有希望。他跑到国外去了，可只要他回来，我就还抓他。他这辈子不回来，下辈子也得回来。我抓不了他，我的徒弟能抓。我徒弟抓不了，我徒弟的徒弟能抓。只要还有人当刑警，只要还有人管这个事，他就别想安生。

我师父退休那天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志刚，咱们干刑警的，抓不完所有的坏人。可咱们抓一个，就少一个。咱们管一个案子，就有一个受害人能睡个安稳觉。咱们改变不了这个世道，可咱们能让这个世道好那么一点点。这一点点，就是咱们干这行的意义。

我现在还在干刑警。每天上班，出警，做笔录，审嫌疑人。有时候遇到难办的案子，有时候遇到抓不到的坏人，有时候觉得干不下去了。可我一想起周老板，想起那个卖肉的，想起我师父那句话，我就又有了劲。我知道，黑恶势力早就不是当年那副模样了，可我也不是当年的我了。他们变了，我也得变。他们穿西装，我就学法律。他们打官司，我就找证据。他们跑国外，我就等他们回来。我等得起，他们等不起。因为我是警察，他们是贼。警察抓贼，天经地义。不管贼穿什么衣裳，不管贼住什么房子，不管贼开什么车，贼就是贼。我抓不了所有的贼，可我能抓一个是一个。抓一个，就少一个。少一个，老百姓就多一分安生。

这就是我一个干了十几年刑警的心里话。没什么大道理，就是一句话：你变了，我也变了。可你变的是皮，我变的是脑子。你穿西装，我认得出你。你打领带，我认得出你。你开公司，我认得出你。你跑到天边，我也认得出你。因为我知道，不管你把自己包装成什么，你骨子里还是个贼。贼性不改，早晚有一天，你会露馅。你露馅那天，就是我抓你那天。我等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