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存在虚构情节,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1972年,我赶去看干妹妹,她红着脸说:我这病,你娶我就好了!我爸黑着脸问:娶了她,你还能返城吗!我蹲院里搓把脸:我得回村一趟

那天我是从公社农机站直接跑去的。有人捎话说她病了,病得不轻,连着三天没怎么下炕。我手里还攥着半截皮带,刚给一台脱粒机换完传动轮,满手都是黑乎乎的机油。往南坡村跑的路上,风灌进领口,我才发现自己连棉袄扣子都系岔了一颗。

南坡村离我们插队的北洼村八里地,中间隔着一道干河沟。干妹妹姓周,叫周玉琴,是我爸老战友的闺女。她爸走得早,我妈认了她当干女儿,其实两家走动也不算勤,但在这穷乡僻壤,有个“干亲”名分,就跟有了根似的。她插队在靠山屯,比我们北洼还偏,后来转到了南坡村,说是那边地少,工分好挣些。

我推门进去的时候,她正靠着被垛坐着,脸烧得通红。屋里一股子草药味,灶上坐着个黑药罐子,咕嘟咕嘟冒热气。她看见我,先是一愣,然后把脸别过去,半天没说话。

我问她咋了,啥病。她不说。我又问,吃药了没,大夫咋说。她还是不说。后来我把带去的两个煮鸡蛋搁在炕沿上,那是临走时找房东大娘借的,本来想自己留着晚上垫肚子。她瞥了一眼鸡蛋,忽然就哭了,哭得没声,就肩膀一耸一耸的。

我有点慌,站在炕边不知道该咋办。过了好一阵,她才抹了把脸,红着脸说:“哥,我这病,你娶我就好了。”

我脑子嗡了一下。

她低着头,声音小得跟蚊子似的,说公社卫生员来看过,说是“妇人病”,具体啥意思她也说不清,只说这病不好治,得有人照顾,得有个家。又说村里有人给她介绍对象,是邻村一个三十来岁的光棍,她不愿意。她说她想来想去,只有我能帮她。

我站在那儿,脚底下像踩了棉花。说实话,我对周玉琴没有那种心思。从小到大,她就是我爸战友的闺女,是我妈嘴里的“干闺女”,是逢年过节见一面、客客气气叫一声“哥”的亲戚。可那一刻,看着她烧得通红的脸,看着她眼泪把枕头洇湿了一小片,我心里翻江倒海。

我说我先回去想想。她说嗯。我转身出门的时候,听见她在背后轻轻叫了一声“哥”,我没敢回头。

回到北洼村已经是傍晚了。我爸正好那天来看我,他是在县农机厂当工人,隔几个月骑自行车来一趟,给我送点粮票和咸菜。他坐在炕沿上抽旱烟,我把事情说了,说到“娶我就好了”那句话时,我爸的脸唰地就黑了。

他把烟袋锅子在炕沿上磕了两下,问:“娶了她,你还能返城吗?”

我没吭声。

他又说:“你妈身体不好,你弟还小,咱家就你一个在乡下。你要是跟当地姑娘结了婚,这辈子就撂这儿了。你想过没有?”

我还是没吭声。我爸把烟袋往腰里一别,站起来说:“你自己掂量。”然后推着自行车就走了,连口水都没喝。

那天晚上我蹲在院子里搓脸。天已经全黑了,北洼村的夜特别静,偶尔能听见远处饲养棚里牲口嚼草的声音。我蹲在那儿,两只手搓着脸,搓了一遍又一遍,想把脑子里那团乱麻搓开。

我想起我妈每次来信都问:“啥时候能回来?”想起我爸刚才那句话,每个字都像秤砣一样压在心口。返城,返城,这两个字是我们所有知青头顶上悬着的一根线,你不知道它啥时候能把你拽上去,但你知道,一旦你自己把这根线剪断了,就再也接不上了。

可我也想起周玉琴那张脸。想起她说的“只有你能帮我”。她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她妈,好像真的没什么人了。她爸没了,她哥在外地当兵,几年回不来一趟。她一个人在靠山屯、南坡村辗转,工分挣得少,口粮不够吃,生一场病连个端水的人都没有。

我蹲了大概有一个钟头。站起来的时候,腿麻得差点摔倒。

我做了个决定:我得回村一趟。

回村,回我自己的村,北洼村。回那个我住了三年的地方,去找支书,去找队长,去找那些跟我一起插队的知青。我想弄清楚一件事:如果我娶了周玉琴,是不是就真的回不了城了?政策上到底是怎么说的?有没有可能,结了婚还能想办法?有没有可能,先把她的病治好,别的以后再说?

第二天一早,我搭了辆拉粪的牛车去了公社。公社有个知青办,管我们这些人的档案。我找到办事员老孙,问他结婚对返城的影响。老孙是个四十来岁的瘦子,戴着一副缺了腿用麻绳系着的眼镜,他从一堆表格里抬起头,看了我半天,说:“你问这个干啥?”

我说我就是问问。

他把眼镜摘下来,拿袖子擦了擦,慢吞吞地说:“按规定,已婚知青原则上不纳入返城推荐范围。除非有特殊情况,比如配偶是城镇户口,或者有招工指标专门针对已婚的。但这种指标少得很,一年也不一定有一个。”

我问他啥叫“原则上”。

他笑了一下,说:“原则上就是,基本上。”

我从公社出来,太阳很大,照得人睁不开眼。我在路边站了很久,看着远处的山,山不高,光秃秃的,像一个个灰扑扑的窝头。我想,如果我娶了周玉琴,我可能真的就回不去了。我会在北洼村或者南坡村待一辈子,种地、挣工分、住土坯房、冬天烧炕、夏天锄地。我会变成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跟那些从小就在这儿长大的人一样,娶妻生子,养老送终。

可我如果不娶她,她怎么办?

我又去了南坡村。这回我没进屋,就站在院门口。周玉琴的妈出来了,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腰弯得厉害。她看见我,先是一愣,然后叹了口气,说:“你来了。”

我说我来看看玉琴。

她说玉琴好点了,刚喝了药,睡着了。又说:“昨天你走后,她哭了一宿。”

我站在院门口,那扇破木门半开着,能看见院里晾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还有一只瘸了腿的鸡在啄食。老太太说:“我知道你为难。你爸昨天来过了,跟我家亲戚说了,不让你娶玉琴。”

我愣了一下,没想到我爸会直接来找她家。

老太太又说:“你爸说得对,你是要回城的人,不能耽误在这儿。玉琴命不好,她认了。”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可什么也说不出来。

我转身往回走,走了几步,又停下来。我蹲在路边,从兜里摸出那半截皮带,那是昨天修脱粒机时顺手揣兜里的。我攥着皮带,把它一圈一圈缠在手上,又松开,又缠上。我想起三年前离开家的时候,我妈站在巷口,抹着眼泪说:“早点回来。”想起我爸骑着那辆破自行车,隔几个月来一趟,每次都说“再坚持坚持”。想起我自己在北洼村的第一个冬天,冻得睡不着,爬起来在院子里跑步,跑着跑着就哭了。

可我又想起周玉琴。想起她第一次叫我“哥”的时候,才十二岁,扎着两个小辫,站在我家院子里,怯生生的。想起她后来也下了乡,每次见面都说“哥,你瘦了”。想起她昨天红着脸说那句话时,眼睛里的那种绝望和期盼搅在一起的东西。

我蹲在那儿,蹲了很久。

最后我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往北洼村走。我走得很快,像是在跟什么人赌气。我想我得回去,回到我自己的村里,去找那些跟我一样的知青,去问问他们,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事,有没有人做过不一样的选择。

我走回北洼村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村口的老槐树下,几个知青正蹲着喝粥。看见我,有人喊:“回来了?你爸走了?”

我说嗯。

他们问我咋了,脸色这么难看。我说没事,就是累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想了很多,又好像什么都没想。我听到隔壁屋有人在打呼噜,听到外面有狗在叫,听到风把窗户纸吹得哗哗响。

我想,我可能真的得做个决定了。

第二天一早,我去找了大队支书。他是个五十多岁的老汉,姓赵,脸上皱纹深得像犁过的地。我问他,如果我跟周玉琴结婚,能不能把她的户口迁到北洼村来。赵支书抽着旱烟,想了想,说:“迁户口倒是能迁,但迁过来也是农业户口,你们俩都是知青,结了婚就是两口子一起挣工分,日子紧是紧了点,但也不是过不下去。”

我又问,那返城呢。他看了我一眼,说:“娃呀,你咋还想那个。结了婚就是扎根了,返城的事就别想了。”

我从大队部出来,站在院子里,看着远处的天。天很蓝,蓝得有点不真实。我想,这就是答案了。

我又去了南坡村。这回我进了屋。周玉琴坐在炕上,脸色比昨天好了一些,但还是有点红。她看见我,没说话,就那么看着我。

我说:“玉琴,我娶你。”

她愣了一下,然后眼泪就下来了。她低下头,用手背抹眼睛,说:“哥,你别勉强。”

我说:“不勉强。”

她说:“你爸那边……”

我说:“我去说。”

她说:“你的返城……”

我说:“不想了。”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红红的,说:“哥,你会后悔的。”

我说:“也许吧。但现在,我得这么做。”

后来,我爸知道了,气得半年没来看我。我妈托人捎了封信,信上只有一句话:“你自己选的路,好好走。”再后来,周玉琴的病慢慢好了,其实就是营养不良加上劳累,没什么大毛病。我们结了婚,在北洼村盖了两间土坯房,养了几只鸡,种了一片菜地。日子过得紧,但也过得下去。

返城的事,后来真的没再想过。1977年恢复高考,我没考上。1979年知青大返城,我已经有了孩子,走不了了。有时候夜里睡不着,我会想起1972年那个傍晚,我蹲在院子里搓脸,搓了一遍又一遍。我会想起我爸黑着脸问的那句话,想起周玉琴红着脸说的那句话,想起我自己说的“我得回村一趟”。

我回村了。我做了选择。我不知道这个选择是对是错。也许这辈子都不会知道。

但我记得那天晚上,我蹲在院子里搓脸的时候,天上有一弯月亮,很细,很暗,像谁用指甲在夜幕上划了一道。我就看着那道月亮,搓着脸,搓了很久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