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 “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让赵匡胤和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站在了同一帝王梯队里。
他结束了五代十国半个多世纪的战乱，建起了绵延三百一十九年的大宋王朝，善待功臣、体恤百姓，怎么看都是一代明君。
但要是去翻一翻“千古一帝”这四个字的名单，会发现一件挺别扭的事：秦始皇在，汉武帝在，唐太宗也在，而赵匡胤不在。
一、他只结束了五代，没完成真正的大一统
很多人说赵匡胤结束了五代十国，这话只说对了一半。
公元 960 年陈桥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后周恭帝柴宗训禅位，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至此终结。
但此时 “十国” 的分裂局面并没有结束：南方还有后蜀、南唐、南汉、吴越、荆南、湖南武平军，北方还有虎视眈眈的北汉，以及占据燕云十六州的契丹辽国。
赵匡胤在位十六年，先后灭掉了荆南、武平、后蜀、南汉、南唐五个割据政权，看上去进展神速，实则更多是承接后周余威的 “顺势收局”。
早在后周柴荣时期，南唐就已经被打去帝号、割让淮南十四州，后蜀的秦凤四州也被后周拿下，南方诸国早就被打怕了、打残了。
赵匡胤接手的后周禁军，是当时天下战斗力最强的军队，打南方这些孱弱的割据政权，本就是摧枯拉朽之势。
到公元 976 年赵匡胤突然去世时，十国里依然还有三个政权存在：吴越国、福建清源军和北方的北汉。
这三个政权最终都是在宋太宗赵光义时期解决的。
太平兴国三年（978 年）吴越王钱俶纳土归宋，清源军节度使陈洪进随之献地；太平兴国四年（979 年）赵光义亲征太原，北汉主刘继元投降，十国才算真正画上句号。
更关键的是，终赵匡胤一生，都没能触碰燕云十六州这块中原王朝的北方战略屏障。
他前后两次出兵攻打北汉，都因为辽国出兵增援而无功而返；第三次组织大军北伐，仗还没打完就猝然离世，留下 “烛影斧声” 的千古疑案。
燕云十六州这道北方防线，终宋朝三百一十九年都没能彻底收回，北宋也从开国起就带着边防的先天不足，始终处在北方骑兵的威胁之下。
换句话说，赵匡胤完成的，只是中原和南方的大部分统一，建立的是一个局部统一王朝，而不是秦始皇、唐太宗那样疆域完整的大一统帝国。
二、他的基业，大半站在郭威和柴荣的肩膀上
赵匡胤的开国之路太过顺利，顺利到不像一个王朝的草创阶段。
陈桥兵变几乎兵不血刃，整个开封府只有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韩通想组织抵抗，还没召集齐人马就被杀了。
七岁的小皇帝柴宗训孤儿寡母，手里没兵没权，只能顺手推舟下了禅位诏书。
这样的顺利，究其根源，是他接手的后周，本来就不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
早在郭威建立后周时，就已经开始给乱了几十年的天下 “踩刹车”。
郭威出身穷苦，从小见惯了官府苛捐杂税的盘剥，登基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废除唐末以来各种名目繁杂的苛捐杂税。
他把原来属于官府的营田全都分给百姓耕种，让世代依附官府的营田户变成了自耕农。
仅登基第一年，就有三万多户农民分到了土地和农具，算是把民生的底子稳住了。
到了柴荣继位，改革的步子迈得更大，几乎把统一天下最难打的仗、最难啃的骨头都啃了一半。
政治上，他整顿吏治，裁撤了一大批地方上的贪官庸官，重新恢复科举选拔人才，把全国的田赋标准统一核定，大幅减轻了百姓负担。
经济上，最有争议也最有效果的就是灭佛政策。
五代战乱不断，很多人为了逃税、逃兵役躲进寺庙，既不种地也不当兵，国家越来越缺劳动力和兵源。
显德二年（955 年）柴荣一声令下，废除无敕额的寺院三万三百三十六所，只保留二千六百九十四所。
六万一千二百名僧尼勒令还俗，一下子给国家补充了大量劳动力和兵源。
同时销毁民间铜佛像铸钱，缓解了当时的钱荒，后周的经济快速回血。
军事上，他更是下了狠心，把各地藩镇的精锐部队全都抽调到中央禁军。
削弱地方兵权，强化中央实力，让后周军队一跃成为当时所有割据势力里战斗力最强的一支。
可以说，柴荣留下的是一个兵强马壮、家底厚实、战略优势拉满的后周。
赵匡胤几乎是无缝衔接接手了全部实力，再沿着前人铺好的路往前走。
他的 “先南后北” 战略也不是独创。
后周大臣王朴在《平边策》里早就提出了 “先易后难、先南后北” 的统一方略，柴荣也是这么做的，赵匡胤只是调整了进攻顺序，先取巴蜀，再及广南、江南。
就像一场接力赛，郭威蹲好了起跑姿势，柴荣跑完了最累的前半程，赵匡胤接棒冲过了终点线。
三、制度遗产：守成有余，开创不足
当然不能说赵匡胤全是靠吃老本，他也做了很多影响后世的事。
最出名的 “杯酒释兵权”，常被当作赵匡胤的政治智慧代表作。
建隆二年的一场宴会上，他几句推心置腹的话，就让石守信、高怀德等禁军将领主动交出兵权，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了困扰五代几十年的武将夺权问题。
这件事的正面意义毋庸置疑：五代十国五十三年间换了五个朝代、十四位皇帝，平均每十年就改朝换代一次，全都是因为武将掌权造反。
赵匡胤此举，直接避免了宋朝变成第六个短命王朝。
终宋三百年，有权臣、有奸相，但没有一次成功的军事政变，也没有唐末那种藩镇割据的局面。
但事情的另一面，也给宋朝埋下了武备松弛的伏笔。
为了防范武将，赵匡胤定下了 “兵不识将、将不识兵” 的制度，军队频繁调动，将领不得久任；又把地方精锐全部收归中央禁军，地方只留战斗力低下的厢军。
这套制度在太宗时期被进一步强化，重文轻武的风气越来越重，武将地位被压到极低，军队战斗力自然也越来越差。
后来面对辽、西夏、金的进攻，宋军几乎次次被动挨打，根源就在这套制度设计。
但在当时的环境里，他没得选。
五代的武将之乱是迫在眉睫的急性病，不解决马上就会亡国；而边防孱弱是慢性病，可能几十年上百年才会爆发。
他选了先救急，只是没人能想到，这个慢性病最后拖垮了整个王朝。
在文治上，赵匡胤恢复并完善了科举制度，大幅增加录取名额，提高进士地位，慢慢形成了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的格局。
但科举制度不是他的首创，从隋朝到唐朝再到后周，科举一直都在，柴荣也早就恢复了科举。
赵匡胤只是把这个制度做得更完善、更公平，让寒门子弟的上升通道更宽。
甚至连定都开封这件事，他也没有选择的余地。
长安和洛阳经过唐末五代几十年的战乱，早就城破人稀、破败不堪，根本没法当都城。
当时全国的经济重心已经移到南方，朝廷的粮食、钱财全靠漕运从南方运过来。
而开封正好处在汴河的枢纽位置，几十万军队和上百万百姓的吃饭问题，全指着这条河。
不是他不想选更有险可守的洛阳，是现实条件不允许。
说起“千古一帝”这个词，最早是明代李贽在《藏书》里给秦始皇的评语：“始皇帝，自是千古一帝也。”
有意思的是，李贽说这话时并不全是夸奖，同一段里还跟着“是圣是魔，未可轻议”。
过了几十年，王志坚在《读史商语》里用它评唐太宗，这个词才慢慢变成纯粹的褒奖。
而在李贽心中，排位最高的其实是明太祖朱元璋，称其为 “千万古一帝”。
再看名单上那三位。
秦始皇第一次将华夏捏合成一个统一整体，书同文、车同轨，废分封、立郡县，奠定了两千年帝制的根基。
汉武帝北击匈奴、开拓疆土，将中原王朝的影响力一路推至西域，塑造了整个民族的文化认同。
唐太宗灭东突厥、平薛延陀，被周边各族尊为 “天可汗”，贞观之治成为后世治世的标杆，文治武功几乎挑不出短板。
这三个人有个共同点：他们干的事，前人都没干成过。
而赵匡胤的麻烦在于：他要做的事，前面有人铺了半截；他没做完的事，后面的人也没接住。
他的功业里，继承的分量大于开创，守成的色彩重于开拓。
四、不必强称 “千古一帝”，他有他的价值
说了这么多，不是要否定赵匡胤的历史地位。
恰恰相反，在五代十国那个武夫乱政的时代，他能稳住局面，完成大部分统一，还能让百姓休养生息，已经是出类拔萃了。
他最难得的特质，是 “仁厚”。
五代是个道德崩坏的时代，改朝换代往往伴随着血腥屠杀，前朝皇室、亡国之君很少有善终的。
南朝宋武帝刘裕开了杀亡国之君的先例之后，后世越来越卷，到了五代，屠灭旧主成了家常便饭。
赵匡胤篡位之后，善待柴氏子孙，留下誓碑约定：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
对于灭掉的各国君主，比如后蜀孟昶、南唐李煜，归降之后都未赶尽杀绝，大多能得到闲散官职，子孙后代也能安稳度日。
最特别的是吴越国。钱家在浙江经营了七十多年，最后主动纳土归宋，整个过程未动干戈，百姓没遭战火，地方也没受破坏。
他在位十六年，民间农民起义很少，南方各国的百姓在统一过程里，也没遭太多战火涂炭。
从 “以民为本” 这个角度来说，他做得比五代任何一个皇帝都好，甚至比很多好大喜功的大一统王朝皇帝都强。
他开启的文治时代，更是给华夏文明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宋朝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巅峰，出现那么多文学家、思想家、科学家，根源就在于赵匡胤定下的重文政策。
陈寅恪先生说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这功劳里，有他的一份。
结语：
换个角度想：在陈桥驿黄袍加身的，如果是五代里常见的那类枭雄，他会怎么做？
大概率先杀几个人立威，孤儿寡母的小皇帝和太后、不肯俯首的老将，都会成为新朝确立权威的牺牲品。
五代五十三年，八姓十四位皇帝，改朝换代的剧本基本都是这么写的，谁的刀快谁说了算。
赵匡胤没这么干，整场陈桥兵变，仅仅死了一个韩通；对于归降的诸国君主，他也一概保全性命。
跟着他兵变的那批将领，几年后用一顿酒宴就客客气气解除了兵权，富贵照给。
在那个“人相食”都不算新闻的年头，这挺反常的。
所以，评价他别老盯着“燕云没收回来”“统一没做完”这几笔账。
这些账他比谁都清楚，没做完，是他的遗憾，也有运气的成分。
更值得我们看见的是：农民不必整日提防兵过境，读书人不必因为说错一句话掉脑袋，汴京的夜市可以热热闹闹摆到三更。
站在这个层面上说，他配不配“千古一帝”，其实没那么要紧。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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