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秋天，玉米刚灌满浆，还嫩着。

二哥后来跟我说，那会儿肚子里没油水，看见青玉米就挪不动腿。家里五个小子，他是老二，上面一个哥，下面三个弟。他爸在矿上砸断了腰，瘫在床上三年了。他妈一个人挣工分，年底一算账，倒欠队里八十多块。

那天傍晚收工，二哥故意落在最后。他猫着腰钻进路边的玉米地，掰了六穗，撩起褂子兜着。刚钻出来，迎面撞上一个人。

赵秀兰。大队妇女主任，三十出头，剪着齐耳短发，胳膊上套着红袖章。她手里拎着个搪瓷缸，看样子是去大队部开会回来。

二哥腿一软，差点跪了。

赵秀兰上下打量他一眼，又看了看他怀里鼓鼓囊囊的褂子。

“刘建军，你胆子不小啊。”

二哥嘴唇哆嗦，叫了声“赵主任”，下面的话说不出来。他知道这事闹大了要游街，要扣工分，他爸的药钱就更没着落了。

赵秀兰往前走了两步，站在他跟前。她比他矮半个头，但目光压得他抬不起脸。

“你说吧，去公社，还是跟我回家？”

二哥愣了。他抬起头，赵秀兰脸上没什么表情，但眼神不像是要抓他游街的意思。

“赵主任……”

“别叫主任。选。”

二哥嗓子眼发干。去公社，那就是批斗，他爸知道了能气死。跟赵秀兰回家……他不知道赵秀兰家什么情况，只知道她男人前年修水库被石头砸死了，没儿没女，一个人住在村东头。

“我……跟你回家。”

赵秀兰没说话，转身就走。二哥抱着玉米跟在后头，心里七上八下。路过村口大槐树的时候，几个蹲着吃饭的社员抬头看了一眼，又低下头接着扒拉碗里的红薯稀饭。

赵秀兰家在村子最东边，两间土坯房，院子用玉米秆扎了一圈篱笆。推门进去，院子里干干净净，墙根底下码着一排柴火，灶台上坐着一口锅，冒着热气。

“把玉米放下。”

二哥把六穗玉米放在灶台边上。赵秀兰掀开锅盖，里面是半锅红薯面糊糊。她盛了两碗，一碗推到他面前。

“吃。”

二哥站着没动。

“我让你吃。”

他端起碗，手直抖。糊糊很稀，红薯面里掺了野菜，但在他嘴里比什么都香。他喝完一碗，赵秀兰又给他添了半碗。

“几穗？”

“六穗。”

赵秀兰自己那碗没怎么动，她从灶台后面拿出个小本子，翻开，拿笔在上面写了几个字。

“六穗玉米，按队里规矩，一穗罚一毛。六毛钱，你拿什么还？”

二哥低下头。他兜里比脸上还干净。

“没钱。”

“没钱拿工分顶。明天开始，你晚上收工来我这儿，帮我劈柴、挑水、扫院子。干够六个晚上，账清了。”

二哥抬起头看她。

“你不报公社？”

赵秀兰把本子合上，塞回灶台后面。

“报公社能怎么样？扣你爸的药钱？让你游街？你妈一个人养五个小子，你爸瘫在床上，我把你送公社去，你让那一家子怎么活？”

她顿了一下。

“但你记住了，偷东西就是偷东西。今天是我逮着你，明天要是别人，你看人家跟不跟你讲道理。”

二哥眼圈红了。他使劲忍着，没让眼泪掉下来。十九岁的小伙子，站在人家灶房里，两只手攥着衣角，指头捏得发白。

“赵主任，我以后不偷了。”

“叫秀兰姐。”

那天晚上二哥回到家，他妈问他怎么回来这么晚，他说去赵主任家帮工了。他妈愣了一下，说赵秀兰那人不错，你好好干。

后来二哥每天晚上收工都去赵秀兰那儿。劈柴、挑水、扫院子，有时候还帮她自留地里翻土。赵秀兰从来不跟他多说什么，就是干活，干完活就走。偶尔赶上饭点，她会多盛一碗。

第六天晚上，二哥把院子扫完，站在灶房门口。

“秀兰姐，账清了。”

赵秀兰正在灶上烙饼，头也没抬。

“清了。”

二哥站了一会儿，没走。

“还有事？”

“我……我想问，以后我还能来吗？”

赵秀兰翻饼的手停了一下。她转过身，看着二哥。十九岁的小伙子，瘦得跟竹竿似的，但眼睛亮。

“来干什么？”

“帮你干活。”

赵秀兰没说话，把烙好的饼递给他一张。

“明天来，帮我把自留地里的白菜收了。”

从那以后，二哥几乎天天往赵秀兰家跑。村里开始有人嚼舌头。刘家老二跟赵寡妇走得近，说啥的都有。二哥他妈听了，把他叫到跟前问。

“你跟赵秀兰怎么回事？”

二哥说：“没怎么回事，她帮过咱家。”

他妈看了他半天，叹了口气。

“她比你大十一岁。”

“我知道。”

“你知道村里人怎么说吗？”

“知道。”

他妈没再问。

1974年春天，二哥跟赵秀兰说，他想去当兵。赵秀兰正在院里喂鸡，手里的瓢停了一下。

“去吧。当兵有出路。”

“秀兰姐，我走了你怎么办？”

赵秀兰把瓢里的谷子撒出去，鸡围过来抢食。

“我怎么办？我一个人过了三年了，你说我怎么办。”

二哥走过去，站在她跟前。

“我回来娶你。”

赵秀兰抬起头，看着他。二十一岁的后生，比去年壮实了不少，下巴上冒出了青茬。

“刘建军，你别说傻话。”

“我没说傻话。”

“你妈不会同意的。村里人一人一口唾沫能把你淹死。”

“我不在乎。”

赵秀兰转过身，背对着他，肩膀轻轻抖了一下。

“我在乎。”

那年冬天二哥入伍走了。临走那天晚上，他去了赵秀兰家。赵秀兰给他煮了十个鸡蛋，用手绢包好塞进他挎包里。

“到了部队好好干，别惹事。”

“嗯。”

“别惦记家里。”

“嗯。”

“别惦记我。”

二哥没应。他站在门口，看着赵秀兰。煤油灯昏黄的光映在她脸上，她才三十二岁，眼角已经有了细纹。

“秀兰姐，你等我。”

赵秀兰没说话，把他往外推了推。

“走吧，车要开了。”

二哥走了。后来他提了干，后来他转业到地方，后来他在城里结了婚。赵秀兰一直没嫁人，在村里当了二十多年妇女主任，后来年纪大了，搬到镇上跟侄女住。

二哥每年清明回来给他爸上坟，都会去镇上看赵秀兰。带点城里的点心，带两斤肉，坐一会儿就走。赵秀兰每次都留他吃饭，他说不了，赶车。

去年赵秀兰走了。走之前给二哥留了个布包，里面是个小本子。就是当年那个本子，翻开第一页写着：

“1973年秋，刘建军偷玉米六穗，罚工六个晚上。”

往后翻，每一页都记着。某年某月某日，刘建军来帮工。某年某月某日，刘建军寄了二十块钱。某年某月某日，刘建军提干了。某年某月某日，刘建军结婚了。

最后一页夹着一张纸条，赵秀兰的字：

“本子上的账早清了。心里的账，清了没有。”

二哥坐在赵秀兰的灵堂里，捧着那个本子，五十多岁的人，哭得像个孩子。

他后来跟我说，这辈子欠赵秀兰的，还不清了。那年他要是去了公社，游了街，扣了工分，可能就一辈子窝在村里，跟他爸一样。赵秀兰给了他一条路，他走出来了，把她一个人留在了原地。

有些账能算清，有些账算不清。算不清的，才是命。

参考文案:本文为剧情演绎，纯虚虚构，请勿对号入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