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伊·德波｜当哲学追问“自我”|克劳塞维茨|居伊·德波|景观社会|柏拉图|法国|许知远

居伊·德波｜当哲学追问“自我”

文字选自《催眠时代》

↑居伊 ·德波，Guy Debord（1931—1994）

法国思想家、导演、冒险家及活动家，20世纪最重要的知识分子革命者之一，情境主义国际创始人。1952年执导实验电影《为萨德疾呼》，开创以反电影的方式反抗电影本身的影像实验。1950年代，参与字母主义运动时提出“总体都市主义”理念。1960年代，转型为政治理论家，主张通过“漂移”“异轨”“构境”等革命策略挣脱景观幻象牢笼，从异化的社会生活中突围，进而摧毁平庸化的日常生活的虚假景观。1967年，出版《景观社会》，揭示社会异化为图像景观的实质，直接影响 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1970年代，在游历西班牙与意大利期间创作《景观社会》电影版。1980年代起，隐居奥弗涅农舍。1988年，发表续作《景观社会评论》。1994年，于隐居地自杀。生前严格限制作品传播，逝世后，《景观社会》等六部电影方获公开放映。

2015 年 6 月中旬，收到一份刚从法国回来的朋友寄来的包裹：两本关于莎士比亚书店创始人西尔维亚的原版图书《西尔维亚书信集》和《西尔维亚与“迷惘的一代”》，一把不同年代、造型不一的法国硬币，还有十几张不同年代、不同风景的老旧明信片。

最旧的一张明信片，邮戳时间是 1904 年。那些老旧明信片上的外语笔迹，因不懂法语而无从知晓究竟写了什么，又要寄给什么人；甚至还有一张可能是她在巴黎某个酒吧闲坐时顺出来的喜力标签。

不仅如其他人那般，会因朋友漂洋过海带来这些东西而感到弥足珍贵，更是因为我对老物件素来青睐，让这些东西看起来别有趣味：西尔维亚的两本图书会让我想起解放巴黎时，海明威兴奋得抱着西尔维亚在大街上转圈圈的场景；喜力的标签会让我去想象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巴黎小酒馆的吵闹场景；不同年代、造型不一的法国硬币，会让我想起法国的历史与文化；那些留下前人笔迹的老旧明信片，似乎每一张都在讲述着小人物的浪漫故事。

“在逃无可逃的时代里”

在这些老旧明信片里，除去巴黎风景之外，还有莎士比亚书店的内景，甚至还特意为我寻来了一张与居伊 · 德波有关的明信片，还有往来于威尼斯与巴黎之间的四张明信片。不知是否是内心考据癖作祟，似乎每一件物品都在无言地诉说着什么。面对它们时，如同身陷热衷收藏的朋友家里，总想搞懂这些物品背后的故事。语言的障碍和无言的画面，强烈催生着我的想象。在这其中，四张褐色老旧的威尼斯风景明信片，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布罗茨基。

威尼斯的明信片，让布罗茨基与一座城池的文化想象发生了关联；而包裹里的一张明信片，让我也像布罗茨基阅读威尼斯明信片那般，目不转睛地不知凝视过多少遍。

在我从南昌到北京的日子里，曾经把它贴在了北京出租屋的书桌前，以便每日深夜能够一抬头就望得见。

那张泛黄的明信片是奥弗涅地区火山湖泊的景致，这是居伊 · 德波晚年如同修筑军事要塞线般修筑高墙的隐退之地。每每凝视这张陈旧而干净的明信片，就会无数次想象火山湖泊的草木深处居住着居伊 · 德波，想象着他在《颂词》中所写的那种“蔚为壮观的孤立”和“愉快而难忘的隐居”，想象着夫妇二人用丰盛的晚餐和醇美的红酒款待夜来造访的客人们。当然，还想象着法国秘密警察和狗仔记者们如何监视这位 1968年巴黎风暴的“幕后黑手”，不仅怀疑他与意大利“红色旅” 和德国“红军支队”有秘密联系，甚至因为德波妻子的母亲是嫁给纳粹逃兵的上海人，从而怀疑他们与中国有密切往来；而在高墙之内，居伊 · 德波正密谋着“傅满洲”式的阴谋诡计。实际上，孤傲成峰的德波早就说过，他不屑与同时代的智识分子为伍，更不想混迹于声名显赫的时代群体之内。

在布罗茨基年轻时的颓废幻想里，他曾想象着在无法返程时买把手枪自杀在威尼斯。

居伊 · 德波就是用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最终让秘密警察失去了领赏升官的机会。当他的死讯开始传播时，法国媒体以为这位思想家、活动家、城市批评家、电影导演、作家和冒险家，在多年前便已不在人世，鲜明地昭示着德波的隐匿是何等的成功。

生前的他，将这片被火山湖泊切割得阡陌不通的隐秘之地称为“风暴集结之地”。他所居住的尚博，周围遍布沉睡的火山，如同四周潜伏危机的社会隐喻，火山口则如一双双“老大哥”的瞳孔。在火山群中择一隐退之地，甚至借助克劳塞维茨的军事理论，把自己的居所修筑出军事要塞的强烈气质，堡垒般让自己的生活看起来像是随时被突袭的避难——他要随时抵御外界的干扰与侵袭。在离群索居的同时，他还大量地阅读和思考，在烟酒生活中密谋着颠覆世界的新理论，如同沉睡的火山那般，随时等待着喷发的一刻。

↑居伊 ·德波

居伊 · 德波的人生，正如奥弗涅那些火山湖泊，也曾与朋友们一起蓄势、一起向着世界喷发，随后也如地表创伤的火山口那样，在时代里留下了属于他的印记和符号，最终在这些火山湖泊附近隐匿着。在尚博隐匿的日子里，秘密警察对他的监视以及他通过读书思考甚至建筑军事要塞来抵御外界的生活方式，恰如其分地把他的一生及其思想形象地展现出来。

现代社会对个人的监控无所不在，即使隐居尚博，也随时随地被监视着；即使独处于尚博的封闭空间，也能感到无孔不入的被凝视感。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我们会被这夜以继日的外界凝视所腐化，因恐惧而掩藏，因掩藏而扼杀内心的真实想法，从而使生活变得局促不安，我们被打磨成没有个性、没有自我的人。

无论是在巴黎写下的《景观社会》，还是在尚博自己点评自己的《景观社会评论》，这些被认为是左翼色彩的著作，对于从不归属于左翼或右翼意识形态阵营的居伊 · 德波来说，更像是对现代生活的投石问路。对于读者而言，则更像是属于每一个人的私人课程：在逃无可逃的时代里，我们如何忠于自己的天性？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如何攀爬可以企及的高度，密谋更多的生活可能性？这是一个关乎幸存的伟大命题。

“一个自由的灵魂”

无论是离经叛道的生活方式，还是影响世界的著作文章，居伊 · 德波一直致力于撕开虚假的社会帷幕，去寻找属于我们本身的私人生活：真实的情感、真实的体验和真实的欲望。在1968 年的法国五月风暴时，他写下了激动人心的标语：我们拒绝用无聊致死的危险去换取一个免于饥饿的世界。在被各种资本侵袭的现代社会中，物质化的商品世界让虚伪矫饰成为兜售情感的便捷支付方式，既可以让人心安理得，更可以让人乐在其中。然而，就是没有自我的存在。数字比权利更重要，集团收购比市民起义更伟大；服从归顺也好，被动接受也罢，都如同现代社会的监禁噩梦，将沉睡作为人类的最终需求。

在德波看来，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的理论研究变成时代的统治技术，如同警察与国家之间签署学术契约一般，窥探着时代的心理，撰写的篇目如同递交上来的镇压方案，俯身进献给了政府的智囊团。学术不再通往自由，不再过问人类的自由，而演化成社会治理工程的技术指导。

和粗暴的意识形态统治不同，我们这个时代迎来了新型催眠方式。战后的资本主义世界，商业规则如同雾霾一样，入侵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法国有亨利 · 列斐伏尔对“劫后余生的资本主义”和“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的深刻反思，在美国有大卫 · 理斯曼对“孤独的人群”的深刻论述，当然还有走进我们课堂的马歇尔 ·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

就在此时，居伊 · 德波借助尼采式的语调，结合年轻的人道主义和成熟的政治经济学、左翼的黑格尔与唯物论的费尔巴哈、好战的马基雅维利和理想主义的卡尔 · 科尔施，以及浪漫的卢卡奇和军事的克劳塞维茨，用最为冷酷无情的语录式写作，向我们展示了一种丑即美、虚伪即真实、愚蠢即智慧的生活图景，递交了一份通往个人自由而非集体顺从的宣言书。

在精神危机时代，居伊 · 德波喊出了响亮的口号：“让想象力夺权。”在情感日渐麻木的时代，在精神日益困惑的年头，他用激进的话语和行为来抵抗我们这个时代被包装得人人都感到舒适的社会潮流，那就是通过商品与物质的精确计算，借助美好生活的口号，逐步麻痹人们，使之形成没有个性的人格，汇流成真情实感匮乏的社会生活，意义也从生活中退场。在居伊 · 德波看来，日渐麻痹的生活方式，是一桩心安理得的永久性丑闻。所以，他要用忠于天性的真实来寻求生活的意义，希冀把个人的灵魂从催眠社会中打捞出来。

在青春年少之时，德波就下定决心要过一种晦暗不明、难以捉摸的冒险生活，不愿如社会潮流那般，只是为了获取职业技能而学习知识，也不愿仅仅为了得到一份安稳舒适的工作而打开书本。在大学里，他大量地读书、大量地抽烟、大量地喝酒，还有大量地“撩”妹，在图书馆和小酒馆里斗志昂扬地与他人激辩着时代的命题，以致终生只有高中文凭。用这种离经叛道的鬼混生活进行自我教育，最终成为 20 世纪法国最迷人的思想家之一，甚至可以说是蛊惑大师：一个光芒四射的知识偶像，一个魅力无敌的大冒险家，一个狂妄自大的革命领袖。

最终，无论是左派阵营，还是右派阵营，都无从将他引以为友，也没法将他引以为敌，他的思想和行为只属于“居伊 · 德波”这个名字。左派因其资产阶级的高傲自大而无法与之结盟，右派因其激进的生活方式而厌恶他。似乎流言蜚语的猛烈攻击让他必须借助酒精来驱赶恐惧，游牧的生活方式依旧拒绝着无论是来自政府还是来自社会的劝诱归降。他的生活方式让他无法被世俗所归类，以致他被冠以太多的争议名号：策划者、虚无主义者、伪哲学家、教皇般一贯正确的人、孤僻的人、导师、催眠师、信奉自我的宗教狂、恶魔、幕后黑手、被诅咒的灵魂、激进主义的公开信徒、疯狂的施虐者、愤世嫉俗者、卑鄙的梅菲斯特、蛊惑者……如果要给居伊 · 德波一个定义，再好不过的概括依旧来自我们这个时代的陈词滥调：“一个自由的灵魂。”

↑五月风暴

1957 年，在历经字母主义运动、字母主义国际、包豪斯印象运动等先锋运动的兴盛和衰落之后，25 岁的德波主导了“情境主义国际”的诞生和发展；尤其在 20 世纪 60 年代，德波如同军师般运筹帷幄，催化了 1968 年的法国学生运动，并在“五月风暴”中带领“情境主义国际”走向鼎盛。“情境主义国际”吸取、继承了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等先锋运动的理念，结合战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理论，对资本主义的异化生活发起了艺术式的反抗，希望通过对生活规则的蔑视与不合作来抵达自由的生活，为生活开拓更多的可能性。

“情境主义国际”的精神和《景观社会》相辅相成：建构情境，打破景观。实践的具体方法表现为“漂移”和“异轨”。前者利用游牧式的夜游来寻觅经验，抵制城市建筑的僵化布局，反抗被物化的城市生活；后者则致力于对习以为常的意识形态进行反叛，寻找新的语言方式，培育新的思维方式，重获日常生活的真情实感。

那时候的他，喜欢废墟般的城市，一如他喜欢跟底层人混在一起，喜欢和郁郁不得志的人一起烂醉如泥。他有着蔚为壮观的孤立，愉快而又慵懒地隐匿在巴黎的小酒馆里，却从不与巴黎精英们废话半句，反而钟爱与“声名狼藉”的同伴为伍，过着完全独立的贫困生活。“我可以四处为家，唯独不愿与这个时代的智识分子共处。这当然是因为我鄙视他们，凡是了解他们全部著作的人又怎么会为此感到惊讶呢？”德波如此说道，显得既不安分又目中无人。甚至，当所有人在传颂萨特拒绝诺贝尔奖时，德波冷冷地嘲讽道：拒绝诺贝尔奖不算什么，更需要看他是否真的配得上它。他不希求科研经费，也不需要报界精英的称赞。

在德波看来，美好生活的敌人们早已颁布了盲目的法律，使得社会总是回报平庸之辈，回报那些对生存律法唯唯诺诺之人。在朋友之间，他懒于面对任何不具备对话可能性的人，热衷于冷酷无情地驱逐：“换朋友比换想法要好得多。”傲视群雄的他，或许会认同夏多布里昂的话：“有些时候，人们应该尽量节俭地使用轻蔑，因为有大量的人需要它。”尽管如此热衷于驱逐，但非凡的知识储备与个人魅力让他从不缺乏迷人的领袖气质，总是能够轻易地联合无限的少数人。在社会底层中间，德波自得其乐：“我品尝到的愉悦，是遵从这个时代那些可悲法则的人所无法了解的。”或许，正如科涅克在《论契约》中所说：“只有真正孤独的人，才配得上赞赏。”

在他看来，一个充分享受人生的人，日常生活应该由醇美的红酒、机智的谈话、迷人的伙伴和激动人心的书籍所构成。那个时期的巴黎城，穷人们还没被赶出城市，尚未被功能分区到郊外，德波和他的伙伴们任意堕落，彻夜游荡。作为江湖传奇般的隐匿酒徒，他经常将身体嵌入一家肮脏小酒馆的沙发里，与强盗和歹徒、妓女和老鸨、愤世嫉俗的激进者、拒绝世俗的逃离者、卑鄙的罪犯和狂妄的酒徒一起，抽烟、喝酒、吵架，讨论哲学、艺术、电影和政治，欣赏或诱惑身边的女人，与那些“快乐的、光彩照人的堕落女孩”恋爱而后失恋，与“注定不得善终的叛逆者”一起潜伏在城市的黑夜里，践行漂移理论，密谋自由个体的集体行动。

他们拒绝工作，德波更是没有工作，也不想工作。在德波看来，面对三点一线的机械生活和忙碌工作，不工作是早已失去的特权，而失业是上天的恩赐。他在索邦大学混日子时就下定决心，在墙上刻下“绝不工作”（Ne Travaillez Jamais）作为生活的宣誓；也从不进入任何大学体制，“至于所学内容运用得好坏与否，我把这个问题留给他人评判”；他更不想被现代生活规则所规训，而是以游牧式的隐匿生活，用激进的艺术行为，抵制更加激进的社会潮流。

现代化的后果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精神和真正的自由，逻各斯战胜了伊洛斯，秩序战胜了无序，组织战胜了叛逆。居伊 · 德波如同一匹叛逆的野马，蛰伏在巴黎城的黑暗角落，重申社会生活的勇气和城市文化的想象；如同一个危险的破坏者，撕破现代城市的一切伪装和愚蠢。他，想用口舌暴力来反抗这座城市的精神暴力——虚伪、丑陋、拜物、权欲、愚蠢，等等。他希望通过征服来改变现代城市的劣质精神——他想要“暗杀巴黎”。

“这个令人遗憾的时代”

他是个高贵的孤独之人，从不怀疑自己，永远追求特立独行，但他的话语总是具有预言的性质。他那激进的言论如同战斗宣言，用精炼的理论阐释，无情地揭露着人类的异化状态。当然，若储藏在他心中的那股内在的愤怒迸发而出，那股愤怒的冷酷会让你觉得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我们早已远离了真正的愤怒。因为他那股内在的愤怒，真正分离出城市生活的虚伪与时代气息的荒谬。

就像尼古拉 · 马兹洛夫所说的那样，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今天的“全球共和国”的区别在于：在柏拉图的时代，诗人被逐出了社会权力领域；而今天，正是诗人在尝试把国家逐出自身之外，写作本质上是对词语的遗弃。在德波看来，现代社会的日常语言已与统治语言逐步合流，官方话语习得了抚慰民众心理的暧昧语言，它不再透明，而是悄无声息地污染、模糊和篡改了日常生活中的交往语言。词典的语义，是时代的意识形态，暧昧地输送着精神的雾霾。语词的工作致力于代表生活的执政组织，而在现代生活之中，媒体服务于语言的造假，资讯已经沦为政治的诗歌，连字典也被政权收编。查阅字典都已无法寻找到官方语言和真实语言的边界，它服务于时代的催眠职责。

德波借助激进的言论，希望传播话语的不服从，希望将透明归还给语言，将语言从政治的操劳中解放出来。真实写作的意义就体现于对语词的遗弃，驱逐篡改语义的暧昧语法，夺回语言的使用权，让话语忠于天性，告别虚情假意。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德波能够做到知行合一。因为真正的知行合一者，说出的话语如同时刻面临神灵审判的坚定誓言，通过密谋无限的可能性，培养并坚守我们内在的自由。

人类的流亡，不再以国界为边界，而是以内心为范围。天性的坚守创造了内在的流亡，内在的流亡标注了自我的存在。只有城市内部的漂移游荡和语言内部的寻觅行走，才能给予我们存在的感知。从子宫走向世界，是流亡在语言内部的旅途。

在那里，才会有真正的艳遇。唯有拥抱自我的语言，才能呼唤生命的本真，才能想象生活的可能，才能拓宽命运的边界。对于既定政权和口炮党式的公共智识分子来说，德波的语言批判将会导致整个社会系统的虚假谎言被揭穿，让弄虚作假的智识分子焦躁不安。

作为“景观”的冷酷批判先锋，德波拒绝对景观让步，也拒绝在景观中现身，为此过着隐匿而又在场的生活。他的生活对应了乔伊斯的那句话：“缺席乃是在场的最高形式。”这不仅体现在他的时代，还闪烁在我们的时代。在一个智识分子争相表演的时代，似乎没人能够真正鄙视权力的魅力与认可；拒绝权力魅力的人，反而被怀疑为更加渴望权力。

然而，正如罗兰 · 巴特所说：“要想活得快乐，就得隐秘地生活。”德波既不寻求权力，也不寻求得到权力的认可，而是选择隐匿来维护自由，小心地与迷恋或激怒保持着疏离的态度；甚至去世后把骨灰撒入河中，不留下任何遗迹，不仅消除自己在同辈作家中的有形存在，还消除任何后人前来观察的可能性。这就是为何在 1968 年的法国“五月风暴”之后，当其他智识分子开始寻觅出场机会时，他早已准备从喧嚣中退场，选择避免重返社会、得到认可，继续回归当初那种模糊的生活： “在这个辉煌的分散时刻之后，我认识到自己必须快速置身于这个太过显眼的名利场之外。我们知道，这个社会与最直言不讳的敌人签署了某种和平协议，在景观中给予它的敌人一席之地。但我恰巧是当时唯一有些名气的人，尽管是负面和秘密的坏名声，千方百计地没能阻止出现在这个放弃的阶段。”

在那之后，德波重走了 17 世纪反对路易十四的投石党领袖雷斯的逃亡路线。作为那个年代的颠覆美学家，德波化身为景观时代的“投石党人”，告别了那个时代。无论是他的写作，还是他的出场，他都维系着“不予资敌”的坚定原则，不给敌人任何机会。

如果自己的发言或出场有一丝被敌人利用或对敌人有帮助的可能性，他都会提前做好退场的准备。他的一生都在抗拒景观，擅长隐匿的他留给世人一个面目模糊的个人形象，这种隐匿而模糊的生活方式是对景观反抗、逃离、抵制、革命的最好方式。

在柏林墙拆毁之前，在全球化还只是挂在每个政客嘴边、萦绕在新自由主义市场论者的春梦之前，几乎从不修正自己的居伊 · 德波在 1988 年认真润色了自我点评《景观社会》的洞察之书《景观社会评论》，对现代政治经济生活的整体未来竖起了中指，阐释了“综合景观”的新时代本质。这本写于 1988年的著作，不仅预言了苏联的解体，也预言了当今世界 1990年代之后的走向。如果说乔治 · 奥威尔预言了极权时代的本质，那么居伊 ·德波则预言了后极权时代的特征。

正如阿甘本所说的那样，在《景观社会评论》出版仅两年后，世界政治不过是对此书所包含的话语剧本做出的仓促而拙劣的扮演而已。在德波看来，自他的《景观社会》问世以来，连半个世纪都未过去，景观社会就已经强大得可怕：不断完善它的媒体盛典，用它的法则塑造了整整一代人。社会进程的加速度，超越了他最悲观的预期，历史迫使他再次介入时代：“身处这个令人遗憾的时代，我不得不再次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进行写作。”

柏林墙曾是两种对抗的景观统治模式之间现实存在的界限。在柏林墙的东边，现实就像他笔下的“集中景观”，强权统摄了一切；在柏林墙的西边，现实就像他笔下的“弥散景观”，即全世界的美国化，或曰我们时代的全球化。柏林墙倒塌所代表的不只是东西对峙的终结，也象征着民众的自由流动、市场的自由扩张与思想的自由传播。随着柏林墙的倒塌，不仅西边的国家逐渐投入全球化的怀抱，就连前东方阵营也被迫裹挟在全球潮流之中，“集中景观”与“弥散景观”合二为一，成为“综合景观”：造伪的全球化，是对全球的伪造。

↑柏林墙

此时的德波再次预言，“综合景观”的邪恶特征是接连不断的技术革新、国家与经济的结合、普遍的隐蔽、无可辩驳的谎言和一个永恒的现在。德波在福山之前就说过，历史的终结让当权者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愚蠢引来的不是笑声，而是普遍的敬意：“所有的夺权者都有着共同的目的：使我们忘记他们只是刚刚上台这一事实。”

“成本与收益”取代了“战争与和平”，这不仅仅存在于柏林墙倒塌后的新欧洲，还存在于东西方之间。世界秩序不再通

过武力来定义；以资本为主导的新秩序正在逐渐消弭两大意识形态的对峙。柏林墙的遗产在不断挥霍之后，东西方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也在逐渐减弱，经济领域的握手言和正在逐渐取代极权与民主、奴役与自由之间的对立，一种新的世界秩序正在精致的合谋算计下不断被形塑。

“这个巨大的迷宫”

最伟大的革命，总是在日常生活中暗流般实现的；但是，无论如何都需要内在的愤怒，用来点燃想象的激情。信仰产生宗教，慈善导致景观。在远离了革命的年代，在污名化了造反的社会，居伊 · 德波强调艺术与社会革命以及日常生活之间的紧密联系，取消了艺术与社会、生活的界线，主张社会革命应该深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必须再一次使日常生活成为任何事情的中心。每个计划开始于那里并且每个认知返回那里呈现它的真实含义。日常生活是任何事情的标准：来自实现，或宁可不实现；关于人类关系的；关于有生命的时间的；关于探求艺术的；关于革命和政治的。”

让想象力夺权，一个人不仅要像一支队伍，更要像一个政府，通过想象构建自己的精神政府。他的生活如同他的作品一样，保持着一致性。也正因此，居伊 · 德波的知行合一使我们相信俗世之中真的存在更多的可能性，在表演的时代也能够真诚地兑现，赐予我们对生活想象的激情源泉。因为他的一生都从未停止按照毫不妥协的自由原则进行创造，并毫不停歇地寻求更多生活的可能性，同时存在着与他人联合作战的可能性。

居伊 · 德波说，在他的一生中，看到的只有社会的极度分裂和巨大破坏。在一个许多事物都以飞来横祸般的速度变化的时代，几乎所有参照坐标和衡量标准都与它们得以建立的基础一起被扫荡一空。幸运的是，德波可以大胆宣告：我曾投身其中，密谋颠覆，而非永久性丑闻般蝇营狗苟。

德波宣称没有远游的必要，他从未坐过飞机，也没出过欧洲。他的偶像克拉凡，面对纽约时曾目眩神迷般地高呼：“纽约！纽约！”德波有个苏格兰瘾君子朋友，曾在哈德逊河上以船为家，写过畅销书《该隐之书》，他想邀请德波一起在船上对饮，在酩酊大醉中漂到纽约第 33 街旁。德波拒绝了这次邀请，因为在知识上和政治上，精神活动通过想象完成的跨越不逊于跋涉千山万水，观念得到坚守才是最美的生活享受，在“沉沦之地”便可建构一块全然自我支撑、壁垒森严、独一无二的迦南美地。

然而，困居外省的我，也曾像居伊 · 德波那样在新城区、老城区放浪形骸地沉沦放纵；但在越发缺乏可能性的今天，浓郁的挫败感让我更希望能够像布罗茨基那样逃离。或许，多年来在向德波致敬的生活岁月里，我忽视了一个现实：德波是在巴黎蛰伏密谋，而我只是在外省局促不安地拙劣地模仿着他的沉沦。或许，我需要的不是居伊 · 德波式的隐匿沉沦，而是布罗茨基式的果断逃离。

当下的我们，尚未摆脱集中景观的禁锢，却又戴上了弥散景观的桎梏，我们终于成了综合景观的悲壮囚徒。在景观社会，一切皆可消费，爱情也不例外，人不再拥有自我意识，空心病人只懂得逆来顺受，随波逐流。“我们如孤儿般生活，我们的历险尚未完成”，德波用游荡寻觅经验，在经验被抹平的阿尔法城，重申城市文化的想象和社会生活的勇气，拒绝平庸，密谋生活的各种可能性，献给无数的少数人。

他的孤独也好，高贵也罢，会让人陡然激发对真理的向往、对想象的激情。他热爱生活中的许多事情，充分享受着能够享受到的一切人生，喜欢与机智而博学的人谈话，阅读激动人心的书籍，却与生活格格不入，并与之绝不罢休地抗争到底，一如 1959 年居伊 · 德波电影里的画外音：“我们需要通过联合作战去改变一切，或者一无所获。我们需要与大众重获联系，但我们的周围仍在沉睡……我们的生活是一次旅行——在冬天和夜晚——我们寻觅着道路……这个巨大的迷宫像是务必解开的谜团，我们在其中忍受着疲倦和清晨的寒冷。这是幻象构成的现实，通过它我们势必会发现现实可能达到的丰富。”

就像布罗茨基在《寄自威尼斯的明信片》第一行所描述的那样，我抄录这段话作为结尾，并献给困居外省的自己以及尚未到来的事物：“为那些从未发生的事建造一座纪念碑。”

本文脱胎自微博时代的游戏之作《马策：南昌的“居伊 ·德波”》。马策读后，感觉原文涉及颇多私事，让我不要到处发布。 2016 年 6 月中旬，收到法国寄来的居伊 · 德波明信片。当时因江西教育传媒集团某份兼职工作半年工资未发分文而窘困至极，正考虑告别自由撰稿生活，恰好《单读》主编吴琦来电邀我到单向街工作，其间还因与吴琦电话所聊的内容，给《南方都市报》写了一篇专栏文章《未遂的逃离》（当时正给该报撰写专栏《外省笔记》，“换米交租”，短暂维持着我在南昌的自由撰稿生活）。

犹豫月余后，许知远再度打来电话，让我“别再像个娘儿们一样犹豫”。在许知远挂了电话后，我看到法国寄来的那张居伊 ·德波明信片，连夜将戏文之作重写一遍，为自己壮胆。文章发给《经济观察报》编辑张子言后，心底终于认定“忠于自我”，不再“像个娘儿们一样犹豫”。在单向街上班的第一天，恰好也是本文见报之日：2016 年 10 月 21 日。

翻阅当年日记，才想起刚到北京那天，许知远找我聊天，记得当晚由于羞怯没有吃饱，只吃了一碗分量少得可怜的鸡丝凉面。日记载：“来到北京的当天，许知远在皇冠酒店请吃饭，谈到《单读》现在的困境，以及想要做的事情。许知远认为，目前《单读》太过于关注文学，缺乏从社会和历史方面去回应时代的内容，希望我进来之后能用思想性内容去中和一下文学的趣味性。故而，许知远希望多些人物访谈类的内容，以及多一些对这个时代回应的文章；甚至他还谈到《单读》杂志的专题构想，比如做一期各国作家在转型时期如何回应时代的专题。此外，便是与出版社建立合作关系，将《单读》的访谈内容整理出版。”我还记得，当年我脱口而出：文学风格与思想内核可以合体为“性感的思想”。

三个月后，许知远在办公室问我这段时间的工作感受，我当时非常兴奋地说道：“不得不承认的是，我仿佛半夜能够清晰地听到内心的生长，如同谷禾拔节之声般清脆，夜间翻身都有种炸破暗夜的脆响。或许，在南昌读的东西没能获得运用的机会，而在这里，当观念被经验擦亮，给了我这种骨骼生长式的快感吧？”虽然后来有种种原因，很大程度上也因个人的挫败感，选择离开单向街，但那段经历仿佛我人生中的“魏玛时刻”。

对于当年属于自我生成的种种抱怨，反而在离开后随着时间流逝而越发转换成岁月的温情，那段时光变得越发锃亮起来。对于当年一起共事的朋友，却因羞涩或傲娇的矛盾性格而没能敞开心怀。或许，在此记录一笔，既是放过多年的自责，也是隔空而喊的歉疚心声吧。

到单向街不久后，王晓渔电话催促我将文章结集，并介绍某出版人认识，但最终因种种问题而没有顺利出版。几年后的2020 年 7 月，离京返洪前夕与陈卓兄等朋友吃饭，在深夜回住处的地铁上，卓兄让我将稿件整理后交由他出版。一面因我修订的拖延，一面因卓兄工作生活的变动，再因文本修订的无限拖延，这本书终于在五年后扭捏定稿了。感谢那张明信片，是它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另，2019 年 2 月，本文以“居伊 ·德波：密谋一万种可能” 为题，又载于《单读 19 · 到未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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