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阀、门阀、财阀，这几个词大家都耳熟，但"学阀"这个词，听过的人就少多了。这个说法，其实是毛主席年轻时从旧典籍里翻出来的，他借着这个词，狠批当年的私塾教育。
放到今天，学阀差不多就是学术流氓的意思——靠着知识垄断，把持教育和学术这两块地盘。学阀下面还有一大帮小弟：学痞、学棍、学霸，横行无忌。他们上能混淆视听，下能妖言惑众；管不了你身体，却能钻进你脑子。
杀人不见血，杀人还诛心。搁在过去，学阀的能量比现在更大，可以说是封建时代最顽固的一股势力。
学阀的老根要从东汉说起，光武帝以后，历代皇帝都热衷学经，一场场全民读经的风潮刮起来，结果就是催生了一堆世家大族。
这些家族把某几部儒家经典当成自家的独门秘籍，代代相传，就靠这个在朝廷里占着高官厚禄，还顺手把国家选官的路子也垄断了。到了东晋，"王与马，共天下"，琅琊王氏跟皇帝几乎平起平坐，晋元帝见王导要起身相迎。
《三国演义》里诸葛亮骂王朗那句"你世居东海之滨，初举孝廉入仕"，说的那个"举孝廉"，就是从西汉一路走到魏晋的选官制度。
那年头绝大多数人连字都不认得。掌握了知识，就等于攥住了屠龙术。儒生们靠几本书踹开了权力的大门，从此跟普通百姓分道扬镳。人一上船，就本能地想把后来的人踹下去。
于是精英们搞出一套门阀规矩：见面拱手互报家门，你是弘农杨氏，他是陈郡谢氏，那就能坐一桌；要是没头没脸的愣头青，对不起，请出去。
竹林七贤玩行为艺术，建安七子搞文学创作，追根究底不是门阀就是官宦。
他们靠知识特权，闲了放浪形骸，缺钱了跑去做官，不事生产。魏晋清谈误国的底色，就这么熏出来的。这帮人抱团庇护、敛财兼并土地，成了铁板一块的特权阶级——这就是学阀最早的模样。
隋唐搞了科举，世袭那套慢慢淡了，但学阀换了个马甲，叫朋党。新科进士按规矩得拜"恩师"，这个恩师不是教你读书的老师，而是当年的主考官。多当几回主考，门生故吏就遍布天下。
庆历六年司马光上任，官员倾巢而出去拜山头，除了恩师还结同年、拉同乡，纠成一张关系网。党同伐异成了常态，后来者不站队就吃不上饭。
苏东坡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反对激进变法，被王安石的新党挤兑；主张温和改良，又被司马光的旧党打压，一辈子颠沛，只好寄情山水。
到明代，东林党把学阀玩到了巅峰。刚起头时，东林书院那帮人讲议朝政、评点官吏，还有几分节操。
可到了崇祯朝，他们上台把控朝政，甚至组织黑社会对抗中央巡视组，反过来倒打一耙，煽情写下《五人墓碑记》，让人分不清谁是受害者。他们怂恿袁崇焕杀毛文龙，自毁长城。
李自成打到北京，崇祯让他们捐银子剿匪，一个个抠抠搜搜拿几十几百两装穷；结果李自成一顿拷打，从这些江南大地主身上搜出几千万两。崇祯吊死煤山，没一个东林党人去吊唁；清军入关，他们反而争相上表效忠，这就是学阀们的"气节"。
这套东西一直延续到民国。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整治学阀，请他们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个个委屈得写日记"呜呼哀哉"，仿佛受了天大的折磨。一个时代落幕后，学术界又冒出一批以"新三届"为主的学术明星。
早年的坎坷、经济上的困窘，让不少人心里憋着一股要补偿回来的劲。饿其体肤的记忆、上山下乡的磨砺、脑体倒挂的尴尬，最后都变成对资源的索取和对权力的贪婪。
能挤过独木桥、坐上大学教席，说明脑子聪明；但对学术真正的敬畏，很多人是没有的，甚至连做人的底线都松了。豪宅、名车、美姬、头衔、荣誉样样不缺，学术课题却往往言不及义、空洞剽窃。
我们眼下这套学术体制，大致是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一点点搭起来的，几十年下来慢慢定型，中间虽有小修小补，主干却几乎没动过。
八十年代崭露头角的那批人，到今天仍然稳稳当当地支配着学术界——这种情形放到别的行当里，几乎是不可思议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独特的景观。
你看工商产业界，基本上三五年就会有新的一批风云人物冒出来，产业形态、商业模式的快速变迁，天然刺激着代际更替，新人一茬接一茬把老人拍在沙滩上，是家常便饭，谁也没什么好抱怨的。
唯独学术界，代际几乎不动，八十年代那拨人到今天还是牌桌上的庄家，位子几十年如一日。这背后不是偶然，是有结构性的原因的，值得掰开来细看。
学术界，特别是文科学术界，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内循环生态，跟别的行当很不一样，这个差别是根子上的。
举个最直白的对比：产业界有市场做裁判，市场会对你的产品作出非常高效的反馈，卖得动就是卖得动，卖不动就是卖不动，一目了然，你的命运——是活是死、是红是黑——完全取决于这种反馈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容不得半点自欺。
学术"产品"呢？好坏基本上是由学界内部的一套规矩来认证的，评审是自己人、把关是自己人、发表刊物的主编还是自己人，同门评同门、同派帮同派，外人插不上手。
这么一圈闭环下来，学术生态不容易被外部力量冲击，天然具有稳定性、保守性。
稳定当然不是坏事，一个学科需要基本的秩序和积累；可稳定过了头，就是板结、就是僵化，好东西沉在底下浮不上来，坏东西反而占据高台，年头一长便颠倒过来。
更麻烦的是错位，而且这种错位正在被时间不断放大。学界权力的代际更替停滞了，与此同时，学术发展本身却是一日千里，两条曲线一条平，一条陡，中间的缺口越拉越大。
基本上以五年、十年为单位去翻博士论文，都会发现中文学界一直在飞速进步，肉眼可见。这话说出来，倒不是想夸现在做得有多好，只是起点太低——二三十年前的学术界，本土积淀单薄，外文资料匮乏，外语能力也匮乏，做出来的东西放到今天完全没法看。
很多当年被吹上天的名篇，拿到今天，随便找个博士生都能挑出一堆硬伤，不留情面。
可问题就出在这儿：年轻人跑得越快，学问跑得越远，跟顶端不动的权力结构之间的裂缝就越大，两头撕扯，越来越难受，谁在这个体系里谁清楚。而正因为代际更替停滞，特别是因为项目、论文这套体制建立起来之后，顶端人物的控制力变得无比强大，几乎渗透到每一个环节。
谁能拿项目、谁的论文能上核心期刊、谁能评上头衔、谁能戴上博导的帽子，几乎都攥在少数几个人的一念之间，一句话可以捧起来，一句话也可以摁下去。
好的研究、好的研究者，很难脱颖而出；能混出来的，往往是老一辈喜欢的那些东西，是那些能维护当下权力格局的那些东西——问题意识、方法路径、结论方向，都得往老爷子们的口味上靠，不然就没经费、没版面、没饭吃。
套用一句马哲的话讲：现在的学术"上层建筑"和学术"经济基础"，已经极度不匹配了，前者对后者来讲，几乎完全只是一种桎梏。桎梏这两个字，恐怕就是今天学界不少年轻人心里最真切的感受，也是"学阀"两个字在当代最扎实的注脚。
这层桎梏具体怎么落到人身上？金庸小说里江湖门派讲究论资排辈，师傅教徒弟武功，徒弟就得无条件伺候师傅，敢有半点不满就逐出师门。
学阀门下也一模一样：导师就是师傅，弟子按入门时间排大弟子、二弟子、三弟子，管导师叫"老板"。老板接了课题，既没兴趣也没精力指导学生，反过来靠学生把活干完。
学生一进校就沦为廉价主要劳动力，老板从课题经费里抠出九牛一毛给你，你就得感恩戴德——大部分学阀让学生干完活是一分钱不给的。
课题做完，老板把自己名字署在第一位，运作到核心期刊发出去，然后立刻驱使学生申请新课题、写新论文，循环往复，一步步爬上副教授、教授乃至更高头衔。
导师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让学生做家务、接孩子，抢学生成果、剥削学生血汗，比比皆是。更狠的是，有导师用学生名义申报项目，每月巨额劳务费打到学生卡里，接着命令学生取出来送回办公室，让学生白白替自己干活。
毕业证捏在导师手里，学生敢怒不敢言，只能用青春替导师买房买车。近年多起硕博士自杀事件，都跟这有关。
这种学术模式是极端精英主义的，天然带着资本剥削与封建人身依附的双重性。学生有时连廉价劳动力都算不上，就是捣衣的包衣奴才和通房丫鬟。
今天的中国大学，几乎变成了高级技工学校。
有句话说得好：人类文明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有限的认识同官产学媒无限的套路之间的矛盾。四大集团联盟里，学阀出力不小。
教员当年给北京大学的评语是八个字："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
所以在那场轰轰烈烈的历史进程中，才赫然提出"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口号。细心的人会发现，那场运动，就是从高校开始的。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