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06年，楚都郢城被吴军攻破，伍子胥站在城中，终于等到了复仇的时刻。郢城就在今天湖北荆州一带，这场战争改变了春秋格局，也让湖北这片土地再次成为兵家争夺的核心。

谈湖北古代名将，伍子胥往往最容易被提起。不过，严格说来，他是楚国人，具体籍贯并不能简单等同于今天的湖北。把他列为“湖北籍名将”，需要留出考证余地；但他的军事活动与荆楚大地关系极深，确实不能绕开。

伍子胥的父亲伍奢、兄长伍尚被楚平王杀害，他侥幸逃出楚国，辗转投奔吴国。吴王阖闾还没有即位时，伍子胥便看出此人有雄心，于是参与谋划政变，帮助阖闾夺取王位。

“吴国若想强盛，不能只靠勇力。”伍子胥曾向阖闾推荐孙武。此后，孙武训练吴军，伍子胥参与谋国，吴国军队迅速崛起。公元前506年，吴军攻入郢城，楚国遭受重创。

这场胜利背后，既有孙武的练兵与指挥，也有伍子胥对楚国政局、山川道路和军力分布的熟悉。遗憾的是，伍子胥后来掘楚平王墓、鞭尸泄愤，留下了“鞭尸三百”的著名记载。一个人可以有出众才略，也可能被私人仇恨牵制，这正是伍子胥身上复杂的一面。

若论真正出自湖北、且在战场上留下清晰功绩的将领，三国时期的廖化值得一提。廖化是襄阳人，早年在关羽麾下任职，后来归蜀，长期追随刘备集团作战。他并非凭一场大战成名，而是在蜀汉多次北伐和边防行动中逐渐显露能力。

廖化最特别之处，在于戎马生涯极长。民间有“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说法，原意带有感叹人才不足的意味，却也从侧面说明廖化长期活跃于军中。能够从荆州战事一直走到蜀汉后期，靠的绝不只是运气。

到了南宋，湖北将领的分量更加突出。孟宗政是枣阳人，长期负责襄阳、京西一带的军事防务，曾率军抗金。其子孟珙继承家风，在宋金战争以及后来抗击蒙古的战事中屡立战功。

孟珙并不是只会正面冲杀的猛将。他重视城防、粮道和兵力调度，善于利用山川、江河与城池构成防线。南宋国力渐弱时，许多将领只能被动守城，而孟珙往往能把防守变成反击，因此被后世视为南宋后期的重要军事人物。

与孟珙同时代的余玠，也和湖北有密切联系，后世多将其列为随州一带人。他主持四川防务时，调整山城布防，修筑合州钓鱼城等防御体系，使南宋西部形成较为稳固的屏障。余玠的价值，不在于个人冲锋，而在于能够统筹大片战区，把零散城寨连成整体。

有意思的是，湖北将领中还有一类人，既能领兵，也深受地方割据局势影响。元末陈友谅出身沔阳，也就是今天湖北仙桃一带。他从基层军伍起步，后来掌握大军，与朱元璋争夺长江中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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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友谅麾下的张定边，同样被认为与沔阳地区有关。鄱阳湖大战发生于1363年，是元末最关键的决战之一。张定边曾率精锐突击朱元璋中军，险些改变战局。陈友谅最终战败，张定边退走，此后出家，结束了刀光剑影的军旅生涯。

明代湖北也不乏善于经营边防的将领。熊廷弼是江夏人，曾任辽东经略。面对后金势力在东北的扩张，他主张整顿军纪、修筑城堡、训练部队，并努力改变辽东守军各自为战的局面。虽然政争与军务交织，使他的结局颇为曲折，但其军事见识仍有可取之处。

湖北多山、多水，汉水、长江贯穿其间，荆州、襄阳、武昌又是历代重镇。这样的地理条件，使当地人很早便熟悉守城、渡江、粮运和区域作战。名将的出现当然离不开个人才干，也离不开长期战争环境的磨炼。

近代黄冈、红安等地名将集中出现，并不是毫无来由。古代荆楚地区形成的尚武风气、复杂地形与战略位置，持续影响着地方社会。伍子胥、廖化、孟宗政、孟珙、余玠、张定边和熊廷弼，所处时代不同，作战方式各异，却都把湖北与中国军事史紧紧连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