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0月，井冈山茨坪，毛泽东带着秋收起义余部刚刚站稳脚跟。山上缺粮，队伍缺枪，消息更难得到。就在这样的处境里，一张从山外带回来的报纸，让这支不足千人的队伍看见了新的转机。

井冈山并非天然的安全地带。国民党军队不断搜山，地方反动势力也在伺机袭扰。红军没有无线电台，敌情、友军动向和外界局势，只能依靠交通员、商贩和进城人员一点点打听。

毛泽东很重视报纸。他曾对身边人员说，报纸不仅能了解敌人的行动，也是队伍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有一次，他让警卫排长张宗逊设法到县城搜集消息，重点就是找几份报纸回来。

张宗逊换上便装，带着几名战士进入县城。他们来到邮政机构附近时，发现地上堆着一批旧报纸。为了不引起注意，张宗逊装作随手翻看，随后将其中一份藏入衣服，带回井冈山。

那张报纸究竟是哪一份，现有回忆并不完全一致。但可以确认的是，毛泽东从报纸披露的消息中得知，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正在粤东、赣南一带活动。这个消息，改变了井冈山根据地对外寻找力量的方向。

毛泽东随即判断，朱德部队与井冈山红军存在建立联系的可能。经过多方派人寻找和接洽，两支队伍终于取得联系。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部抵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合，形成了后来所说的“朱毛红军”。

这次会师并不是偶然碰面，而是情报、判断和行动共同促成的结果。若没有那份报纸提供线索，井冈山方面很难迅速掌握朱德部队的去向；若没有随后展开的联络，报纸上的消息也不会转化为军事上的联合。

几年之后，另一张报纸又在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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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9月，中央红军突破腊子口后进入甘肃南部，并于9月中旬抵达哈达铺。长途转战使部队十分疲惫，这里粮食相对充足，群众基础也较好，红军决定利用当地条件进行休整。

当时，中央红军下一步向哪里发展，仍是摆在领导人面前的重大问题。此前，部队曾考虑向更北、更西的区域转移，以寻找新的落脚点和外部支援。然而，哈达铺邮政机构保存的报纸，带来了完全不同的线索。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从《大公报》等报刊中看到，陕北仍有红军和根据地，刘志丹等人领导的武装在那里坚持斗争，红二十五军也已经进入陕北一带。这个消息十分重要，因为它证明西北并非一片空白，那里存在能够接纳中央红军的革命力量。

据陈昌奉晚年回忆，红军进入哈达铺后，先控制了邮政机构，毛泽东等人翻阅了《大公报》《中央日报》《西安日报》等报纸，正是在这些报刊中发现了陕北红军的报道。

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有关长征的著作中，也记载了红军先头部队搜集报纸、将重要消息送到领导机关的经过。至于最先找到报纸的具体人员，流传着不同说法，有人认为与红一军团侦察部队有关，并提到梁兴初的名字。

这类细节之所以出现差异，与当时通讯条件落后、原始材料保存有限有关。陈昌奉的回忆，属于亲历者晚年追述；索尔兹伯里的记载，则来自采访和资料整理。两者在报纸来源和消息作用上大体相近，但对具体经手人仍不能简单下定论。

哈达铺的这次发现，使中央红军放弃了原先继续向更远方向寻找出路的设想，转而把陕北作为新的战略落脚点。1935年10月，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随后，陕北红军与中央红军逐步加强联系，红军力量在西北重新汇聚。

两次会师之间相隔七年，处境也完全不同。井冈山的报纸，帮助毛泽东发现了朱德部队的行踪；哈达铺的报纸，则让中央红军确认陕北存在根据地和有生力量。纸张很轻，带来的判断却足以影响队伍的去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