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次宪法一个字没改、定罪门槛却被改了，是2026年9月23日。再上一次，是从来没有。
2026年9月23日，菲律宾参议院弹劾法庭以13票赞成、1票反对、6票缺席的结果，通过了一项针对副总统莎拉·杜特尔特弹劾案的特殊裁定：定罪所需票数从16票降为14票。
至于为什么是14票而非16票，法庭给出的解释是——剔除4名无法履职的参议员，把计算基数从24人减到20人，再取20人的三分之二向上取整。
要判断这个降门槛解释有没有法律依据，先得回到那部1987年宪法。1987年宪法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弹劾案定罪必须获得“参议院全体成员三分之二”的赞成票。这句话字面意思清楚：参议院满编24席，24的三分之二就是16票，这是雷打不动的硬线。
更关键的是，制宪者在起草时刻意选用了“全体成员”而非“出席成员三分之二”的弹性表述——他们的原意，恰恰是要堵死那种“谁没来就不算分母”的灵活操作空间。也就是说，宪法条文本身没有给“剔除无法履职者”留下任何法定例外、但书或过渡安排。
再看历史执行口径。1987年宪法生效以来，菲律宾只完整走完过一次弹劾定罪——2012年前首席大法官科罗纳案，全程按24席计算，定罪门槛就是16票，最终以20票对3票定罪。更早的2001年埃斯特拉达弹劾案虽未走到最终投票，同样没有任何调整基数的操作记录。
换句话说，从16票到14票的变化，不是修宪，不是立法，而是弹劾法庭9月23日那场表决临时创设的新规则。而且这项规则被明确标注为“仅限本次适用”（pro hac vice），不构成未来弹劾案的约束性先例。
争议的实质，是两套解释路径的正面碰撞。
支持降门槛的一方主张，宪法只是要求“三分之二”，并没有规定分母必须是固定的24人；被关押、在逃、长期病休的议员既然事实上无法参与审判、无法听审取证，就不该算进基数，否则等于让不在场的人替自己投了“反对定罪”的一票。
菲律宾前参议长德里隆说得更直接：如果10名参议员辞职，只有14名能表决，难道就无法履行宪法规定的弹劾义务了吗？在这个逻辑下，“三分之二”的分母应是“有管辖权、能实际履职”的参议员，而非名义上的全部席位。
反对一方的理由同样硬：宪法白纸黑字写的是“全体成员”，不是“出席成员”。参议员身份没有因羁押、病休而灭失，只要没有被依法罢免，就必须计入分母。1987年制宪时明确排除了“出席成员”的弹性表述，就是防止有人通过操纵出席人数来偷换门槛。
这次被剔除出分母的4名参议员——埃斯特拉达、马科莱塔、德拉罗萨、莱加达，恰好全部是杜特尔特阵营的政治盟友。主审法官埃斯库德罗在13比1的表决中投下唯一反对票，并说了一句值得琢磨的话：“这种情况以前从未发生过，本主席希望以后也不要再发生。”
这离“14票合宪”的背书还差着十万八千里。真正的考验在未来：如果弹劾最终投票落在14到15票之间，这一新规是否会被最高法院推翻，才是这场规则之争的终局。
退休大法官阿斯库纳的担忧早已点明要害——弹劾定罪“最终且基本不可逆”，以更低的基数定罪，最高法院完全可能介入推翻。
历史提供的坐标系很清楚：1987年宪法至今，16票的固定门槛执行了三十多年，从未因“有人缺席”而松动过。这次降门槛，是这部宪法生效以来第一次为特定案件调整定罪基数的公开先例。
但历史从来不只是重复，它还提醒我们注意这次的不同——被排除的4名参议员全部身处法律纠纷或境外病休，没有一人是自然减员；而这项“仅限本次适用”的规则，恰恰只服务于眼前这一场政治对决。
宪法条文没有改，审判没结束，最高法院的实质审查也还没来。14票这个数字今后是否站得住，取决于后续投票结果能否落在争议区间之外，更取决于最高法院是否愿意在一个弹劾案的半途，接过“谁有权解释宪法”这枚烫手山芋。
过往三十多年的固定门槛证明了一件事：宪法写“全体成员”不是笔误。而它这次被打破，究竟是个案的权宜之计，还是规则体系被撬动的开端，答案还没写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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