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5月，上海机场，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拄着手杖走下舷梯。他叫毛森，浙江江山人，曾是军统系统中颇有名气的人物。多年漂泊之后，他带着家人回到大陆，先看望亲友，再返回故乡。照片里的老人神情拘谨，已经很难让人把他同那个手段强硬的军统干将联系起来。
标题所称的家庭照摄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后。毛森坐在妻子胡德珍身旁，子女站在身后，一家人衣着整齐，表面上颇为安稳。只是照片不会交代一个人的来路，也不会说明这份安静背后经历过什么。对毛森而言，家庭生活与政治生涯始终纠缠在一起。
毛森原名毛善森，出生于浙江江山一个家境并不宽裕的农民家庭。年少时，他一度缺少正式求学机会。后来，为了考入省立衢州第八师范，他借用了同乡的文凭，并以“毛善森”之名进入学校。这个决定带有明显的冒险色彩，也改变了他此后的人生方向。
从师范毕业后，毛善森回乡任教，但教书并未满足他的抱负。1931年，他考入浙江警官学校。毛人凤得知学校里有一名江山籍的“毛善森”，便前去查问，随后发现此人其实是冒名顶替。
按常理说，这种事情足以影响前途。毛人凤却没有深究，反而建议他去掉名字中的“善”字，改称毛森。两人同乡的关系，成为毛森进入特务系统的重要契机。此后，他接受专门训练，加入复兴社，逐渐被戴笠注意。
毛森的长处，不只是善于执行命令，还在于能够周旋于不同势力之间。早年在福建活动时，他曾以军事刊物记者的身份接近地方军政人员，完成联络和侦察任务。后来，他担任福州警察局特警组主任，并参与组建军事委员会别动队，开始拥有独立带队的经历。
抗战时期，他的经历带有几分惊险。1938年，毛森被派往日军占领下的杭州，负责情报工作。为掩护行动，他与胡德珍经营火腿店、米店，借商人身份同各方接触。胡德珍并非普通家属，而是能够参与情报工作的合作者。
两人的婚事起初并不公开。军统内部对婚姻和私人关系有不少限制，他们只能低调相处。后来，胡德珍被调到杭州协助毛森，夫妻之间形成了较为紧密的工作配合。有意思的是，许多危险行动并不是一个人完成的，公开身份、交通渠道和联络关系都需要家人共同维持。
1939年，毛森在杭州被捕。日方对他审讯和施压，他始终坚持自己只是经营生意的商人。胡德珍及重庆方面随后展开营救，毛森最终脱身，转往浙西继续组织行动。1942年，他又潜入上海，活动引起日伪方面警觉，再次被捕。
这一次，他在狱中仍设法同外界保持联系。1944年元旦前后，毛森在中国宪兵方面人员协助下逃出监狱，回到浙西。戴笠得知后，将他提升为中美合作所东南地区负责人，并由上校晋升少将。毛森后来解释说：“他们把我当成一张牌，不敢轻易杀掉。”这番话虽带有自我辩解，却也反映出当时情报战的复杂。
抗战胜利后，毛森进入上海，接收汪伪特工系统的部分人员和资产，并建立保密局上海情报机构。1948年，他被任命为浙江省警保处处长，同时负责衢州绥靖公署第二处。此时的他已经掌握相当权力，做事更加严厉，部属对其多有畏惧。
关于毛森的性格，旧部留下过一个细节：他本人不抽烟，也不许旁人在办公室抽烟。有一次，卫兵从一名部属身上搜出六支未抽完的香烟，毛森命其将香烟泡入开水饮下，并冷冷说道：“既然喜欢，就这样抽。”这类传闻未必每个细节都能核实，却说明“毛骨森森”这一绰号并非偶然形成。
1949年上海局势变化后，毛森离开大陆前往台湾。此后，他的处境并不稳定，先后在香港、泰国等地停留，晚年又移居美国。曾经掌握生杀予夺之权的特务头目，最终只能在异乡度过余生，身份和声势都已远非旧日可比。
1992年5月，他终于回到上海，并前往浙江江山探亲。故乡仍在，亲友却已大多老去或离散。照片中的毛森戴着眼镜，满头白发，坐姿僵硬，面对熟悉的山水显得格外沉默。有人据此认为他晚年“悔不当初”，但照片本身无法证明内心，只能看出一个漂泊多年的老人回到了曾经出发的地方。
同年10月，毛森在美国旧金山病逝，终年八十四岁。墓地临近金门大桥，隔着太平洋遥望大陆。一个从江山走出的青年，借名求学，进入军统，经历抗战、内战和流亡，最终把归乡安排在生命晚期。其家庭照片留下的，不只是亲属同框的一刻，也保留了一个时代人物从权力中心退到异乡暮年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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