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级并行，不能变成“职级病行”|实职|晋升|职级病行

职级并行，不能变成“职级病行”

一项好制度，最怕的不是没人执行，而是执行着执行着，变了味、走了样、寒了心。

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2019年6月1日起正式施行。制度设计之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规定》就开宗明义：职级是“与领导职务并行的晋升通道，体现公务员政治素质、业务能力、资历贡献，是确定工资、住房、医疗等待遇的重要依据，不具有领导职责”。同时明确，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履行领导职责，不担任领导职务的职级公务员依据隶属关系接受领导指挥、履行职责。

说白了，这项制度就是让那些没有领导职务、常年扎根一线的干部，不靠提拔也能涨职级、提待遇，真正实现多劳多得、久劳必有回报。

可落地多年下来，不少地方却把“职级并行”念成了“职级病行”，甚至异化成了“职级并占”。

问题出在哪？

第一，领导两头占，普通干部干瞪眼。

按照制度设计，职务和职级是两条相对独立的通道。《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规定》明确，县乡机关一级至四级主任科员不超过机关综合管理类职位数量的60%，其中一级、二级主任科员不超过一级至四级主任科员总数的50%。也就是说，高职级名额本来就不多。

可在一些基层单位，有限的高职级职数被实职领导层优先占用。部分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既享受了领导职务的实权和待遇，又提前“锁定”了职级晋升的空间与待遇增幅。一条本意为基层干部拓宽的通道，入口处就被占去部分车道，剩余空间更加拥挤。一个数百人的局或乡镇，四级调研员以上职数屈指可数，前任不退，后任无望，职级晋升很快演变为一场漫长的“排队游戏”。

第二，考核成了走过场，“论资排辈”积压了实干者。

职级晋升本应坚持“德才兼备、注重实绩”的原则，制度也明确规定要综合考虑“工作需要、德才表现、职责轻重、工作实绩和资历”等因素，不能简单按照任职年限论资排辈。但在执行过程中，一些地方将其演变为“唯资历论”。有市级组织部门调研显示，近70%的单位将工作年限作为首要条件，绩效考评反而成了可有可无的参考项。

更值得关注的是，那些常年跑村入户、承担大量琐碎事务的基层干部，工作内容细碎重复，很难参与重点项目，自然缺少评优拿表彰的机会，常年考核仅维持“称职”等次。而按照不少地区的晋升打分规则，一次年度考核优秀的加分，几乎抵得上五到十年工龄积累。同等竞争职级名额时，工龄三十年的老同志评分反而比不上入职仅几年的年轻干部。

第三，职级上去了，责任却下来了。

制度白纸黑字写着“职级不具有领导职责”，可现实中，待遇与责任之间的天平早已倾斜。部分干部在晋升较高职级后，觉得“船到码头车到站”，工作热情骤减，脱离核心业务。更突出的问题是权责错位：职级高的不干活，职级低的扛重担。出了问题，“职级高的顶锅”；评先进时，“职务高的优先”。

这种不对等，正在系统性地制造“逆向激励”。当实干者的额外付出在晋升和评优中得不到充分体现，一种扭曲的导向便悄然形成：多干不如少干，少干不如不干，不干不如熬资历等晋升。当“快牛”被鞭打而“慢牛”安然无恙，整个队伍的创造活力就会被一点一点侵蚀。

好在这项制度并非一成不变。

国家层面已经察觉了落地中的问题。2026年5月，中组部召开全国公务员工作推进会，明确提出要“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积极发挥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改革效能”，同时强调“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持续减负赋能”。

多地也在积极优化细则。据公开报道，四川、山东、湖南等省份正在修订基层职级晋升考评方案，适度提高基层连续服务年限在综合评分中的权重，把长期在乡村、应急、信访等一线岗位任职设置为额外倾斜加分项。这些改革方向值得肯定，但关键在于落实的力度和持续性。

根治“职级病行”，需要从四个方面动真格。

一是划清边界。制度规定领导职务和职级可以互相转任、兼任，但前提是“根据工作需要”。已经担任实职的领导，手里有指挥权和岗位待遇，就不应该再挤占普通干部的职级名额。边界清晰了，公平才有基础。

二是量化考核。把群众满意度、任务完成数据、具体工作成效等硬指标摆上台面，压缩主观操作空间。考核结果与职级晋升硬挂钩，让干得好的看得见、升得上，让混日子的坐不住、等不来。

三是责任对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五十条明确规定：“公务员的职务、职级实行能上能下。对不适宜或者不胜任现任职务、职级的，应当进行调整。公务员在年度考核中被确定为不称职的，按照规定程序降低一个职务或者职级层次任职。”这条规定不能只写在纸上，必须真正落地执行。

四是阳光监督。建立职级晋升全程公示制度，对“打招呼”“递条子”等违规行为严肃查处，让每一笔职数使用、每一次晋升评审都经得起追问。

说到底，职级并行制度的核心命题只有一个：让付出与回报对等，让待遇与责任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