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桂芬把会见单递给狱警的时候，手指头在单子边角捏出了汗印。单子上面填着她的名字、身份证号、和赵德柱的关系，最后一栏是“与罪犯关系：配偶”。她填了快十八年，每次填到这一栏笔尖都要顿一下，墨迹在“配偶”两个字上洇开一点，像她这些年咽下去的话，到嘴边又回去了。

会见室在监狱西侧，一排铁凳子用螺丝钉固定在地上，隔着一层厚玻璃，电话听筒挂在墙上，黑色的，被她握得发亮。赵德柱从玻璃那边走过来的时候，步子比上次又慢了些，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但看见她还是笑了一下，嘴角扯动的时候右边那颗假牙露出来，是她二十年前陪他去镇上卫生院配的，那时候他还在跑运输，牙被车摇把打掉了半颗。

“家里都好吧。”赵德柱拿起电话，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带着嗡嗡的杂音。

“好。”刘桂芬说，“小萍上月带外孙回来住了三天，孩子会喊姥姥了。”

赵德柱点点头，手指头在玻璃上无意识地划了一下。“你腿还肿不肿？”

“好多了，贴了膏药。”

沉默了一会儿。会见室里还有其他家属，隔着几层玻璃同时在说话，嗡嗡嗡混在一起，像一笼子蜜蜂。刘桂芬把带来的袋子从窗口递进去，狱警检查过了，里面是两件纯棉汗衫、一双布鞋，还有一小袋她自己腌的糖蒜。赵德柱接过去搁在脚边，没看。

“桂芬。”他叫了她一声，声音突然低下去，头也低下去，看着她面前台子上那个搪瓷杯，杯子里是监狱提供的白开水，她一口没喝。

“嗯。”

“我减刑的事，批下来了。”

刘桂芬愣了一下。她等这句话等了快十八年。赵德柱当年判了十七年，进去以后表现一直好，拿过两次改造积极分子，减刑材料报上去过两回，头一回因为同监舍有人打架他受了牵连，第二回赶上政策收紧名额少了。她掰着指头算过，最快今年秋天，最晚明年春天，他就能出来。她甚至想好了，把家里那间朝南的屋子重新拾掇一下，墙重新刷一遍白灰，买张新床，旧床是他进去那年买的，床头被他靠得塌下去一块。

“那……啥时候能回来？”她问。

赵德柱没接话。他把电话换到另一只耳朵上，那只耳朵背，平时在家看电视都坐右边，现在他拿电话的手有点抖，抖得听筒磕在玻璃上，磕出轻微的响声。

“桂芬，我想跟你说个事。”

刘桂芬看着玻璃那边的赵德柱。他穿着监狱发的蓝色号服，领口洗得发白，左边袖子上用黑线绣着编号，针脚细密，是她去年探监时帮他补的。她记得那天他手腕上长了个疖子，她隔着玻璃干着急，只能比划着让他去医务室。

“你说。”

“减刑我放弃了。”

刘桂芬以为自己听错了。她又问了一遍，赵德柱重复了一遍，声音比刚才还低，低到差点被会见室的嗡嗡声盖住。她攥着听筒，指关节发白，嘴唇动了两下没发出声音，眼眶先红了，但她没让眼泪掉下来。这十八年她在外面哭过无数次，在菜市场被人撞了菜篮子哭过，在半夜听到隔壁夫妻吵架哭过，在女儿结婚那天看着男方父母双双上台哭过，但每次来见他之前都把脸洗干净，眼睛敷过冷水，不让他看出来。

“为啥。”她问，声音平得像在问今天吃什么。

赵德柱的手在玻璃上按了一下，按出一个掌印又慢慢收回去。“我出去能干啥？五十九岁的人，身体一堆毛病，高血压、腰椎间盘突出，还有那个——你上次说我腿肿，其实是肾上也有点问题。我出去住哪儿？你那间房留给小萍回来住的，我回去挤着？”

“那是你的家。”刘桂芬说。

“我进去那年小萍才十岁，现在她孩子都有了。我回去，邻居怎么看我？你这些年怎么跟人说的，说我死了？说出差了？还是说你男人在坐牢？”

刘桂芬没说话。她跟人说的是“在外面打工”，说了十八年。开始几年还有人问，后来没人问了。小萍上初中时写过一篇作文，题目叫《我的爸爸》，写的是“爸爸在很远的地方工作，每年过年都给我寄明信片”。那些明信片是刘桂芬自己买的，从邮局寄回家，再夹进女儿的作业本里。

“桂芬，我在这儿待着，每月还能拿点劳动报酬，管吃管住管看病。我出去，你那点退休金养两个人，不够。”

“够不够不是你说了算。”刘桂芬的声音终于起了变化，像水烧到快开时那种细密的响，“我一个月两千三，你回来有低保，我们再摆个摊，卖点早点，怎么就不够？”

赵德柱摇摇头，幅度很小，但很坚决。他把电话从耳边拿开一点，像是要说的话太沉，怕压着耳朵。“我在这儿待着，对你对小萍都好。你跟人说赵德柱还在服刑，没人会说什么，我出去了，反而……”

他没说下去。刘桂芬知道他想说什么。他出去，别人会问“你男人出来了？在哪儿发财呢？”他答不上来。他进去的时候是壮年，出来是老头，中间缺了十八年，这十八年像一道沟，他跨不过去。

“那我呢。”刘桂芬问，声音终于抖了，“你再待几年，我七十多了，走不动了，谁来管我？”

赵德柱看着玻璃这边的她。刘桂芬今天穿了件碎花衬衫，是小萍去年给她买的，头发用黑色发卡别在耳后，露出的鬓角全是白的。她瘦了，颧骨比上次见时更明显，脖子上的皮肤松下来，像她年轻时穿过的的确良衬衫，洗了太多遍，没形了。

“你找个伴吧。”赵德柱说。

刘桂芬以为他又在说放弃减刑的事。她张了张嘴，想骂他，想拍玻璃，想把手里的搪瓷杯摔到地上。但她什么都没做，只是把听筒从耳边拿下来，搁在面前的台子上。听筒那头赵德柱还在说话，声音从金属网孔里漏出来，变成一团模糊的嗡嗡声，跟会见室里其他声音混在一起，分不清了。

她站起来，把台子上的搪瓷杯拿起来，里面的白开水晃了晃，洒了几滴在台面上。她从兜里掏出卫生纸擦干净，又把杯子放回原处。然后她看了赵德柱一眼，隔着玻璃，隔着十八年，隔着他说出口和没说出口的。赵德柱在玻璃那边也站起来了，手按在玻璃上，嘴还在动。刘桂芬听不见他说什么，也不想知道。

她转身往外走，步子很稳，走到会见室门口时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赵德柱还站在玻璃那边，手按着玻璃，脸凑得很近，鼻子被玻璃压扁了，像一只被困在里面的老狗。她想起他们结婚那天，1979年，他骑自行车载着她从公社回来，路上颠了一下，她搂住他的腰，他回头冲她笑，那时候他牙还没掉，头发还是黑的。

刘桂芬出了监狱大门，外面太阳很大，照得柏油路发软。她在路边树荫底下站了一会儿，从布包里摸出手机，给小萍打了个电话。小萍在电话那头问：“妈，爸咋样？”

“挺好的。”刘桂芬说，“减刑批下来了，他说再待两年，多攒点钱。”

小萍哦了一声，问要不要带外孙回来看她。她说不用，挂了电话，把手机揣回兜里。树上的知了叫得震天响，她抬头看了一眼天，太阳白晃晃的，照得她睁不开眼。她走到公交站台，坐在铁皮凳子上等车，凳子被太阳晒得滚烫，她又站起来，站在站牌影子底下。

公交车来了，她上车刷卡，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车子经过监狱大门的时候她没往外看，低头翻包里的东西，翻到那张会见单，拿手指头把“配偶”那一栏折过去，折成一小块，塞进包底。

回到家，她把赵德柱的旧衣服从柜子里翻出来。那件蓝色棉袄是他进去那年冬天穿的，袖口磨出了棉絮，她一直没扔。她把棉袄叠好，放进一个纸箱里，又把纸箱塞到床底下最里面。然后她洗了把脸，对着镜子把白发往耳后别了别，出门去了菜市场。

菜市场卖豆腐的老张问她：“刘姐，今天咋来晚了？”她说：“去办点事。”老张给她切了块豆腐，多搭了块豆干，说：“你一个人吃，别买多了。”她说好，拎着豆腐往回走。路过小区门口，保安跟她打招呼，说“刘姨今天气色好”。她笑了一下，没说话。

晚上她一个人吃饭，一盘炒豆腐，一碗白粥。吃着吃着停下来，把筷子搁在碗沿上。窗外路灯亮着，照进厨房一截光，正好落在灶台上那瓶糖蒜上，还剩大半瓶，是准备下次探监带去的。她拧开盖子闻了闻，又盖上，放进冰箱里。

手机响了一声，是小萍发来的微信：妈，爸减刑了你不高兴吗？

刘桂芬打了几个字又删了，最后只回了一个字：高兴。

她把手机放在桌上，拿起筷子继续吃饭。豆腐炒咸了，她又去厨房倒了杯水。经过卧室门口时看见床底下那个纸箱露出一角，她没停步，走到厨房喝了水，把杯子洗了，灯关了，回屋睡觉。躺在床上，她想起赵德柱说“你找个伴吧”时的表情，跟当年他说“我出去跑车，你在家看好小萍”时的表情，其实是一个表情。她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下巴，闭上了眼。窗外有辆汽车经过，灯光从窗帘缝里划过去，很快又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