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了两针“毒药”，她还在打鼾：美国一次死刑执行是如何失败的|州长|打鼾|执行死刑|死刑执行|毒药|比尔|派克|田纳西州|美国

9月30日晚上，美国田纳西州纳什维尔，河湾最高安全监狱。

50岁的克丽斯塔·派克被绑在行刑床上。按照流程，行刑人员先扎了一针。她说了句话：“我的手臂感觉快要炸开了。”然后她笑了笑。接着，她开始打鼾。

行刑室外的帘子被拉上。几分钟后帘子又拉开，派克还在打鼾，声音很大，嘴张着。记者席上的人反复问：“能再拉开帘子吗？我们还能听见她在打鼾。”得到的回应是工作人员一脸茫然的表情。

7点36分，帘子再次关上。到了8点05分，还是关着。8点53分，记者被带出了监狱。外面停了一辆救护车。

她没有被处死。她被送去了医院。

田纳西州惩教部门事后发了一份声明，说他们“严格遵循了总检察长办公室批准的、州政府依法制定的死刑执行程序中的每一个步骤”。但问题是，这个程序走完了，人还活着。他们又说：“该程序不允许在今晚已实施的措施之外采取其他额外程序。”翻译成大白话就是：程序上写了最多打两针，我们打了两针，人没死，那我们也没办法了。

一个死刑问题专家说，这种情况“前所未有”。以前有过因为找不到静脉而没法执行死刑的案例，但从来没有人被注射了致死剂量的药物之后还活着的。

派克不是个无辜的人。1995年，18岁的她和17岁的男友，在诺克斯维尔的一个职业培训中心，把19岁的同学科琳·斯莱默骗到一片树林里。他们折磨了她，用刀砍她、打她，在她胸口刻了一个五角星。派克还拿走了斯莱默的一块头骨当“纪念品”。1996年，派克被判处死刑。

斯莱默的母亲等了30年。她在行刑当晚接受采访时说，整个过程“乱成一团”。一个等了30年想看到正义的母亲，最后等来的是一辆救护车。

但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派克的律师团队一直在争取，理由是派克在童年时期遭受了反复的性侵和虐待，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他们提交了一份226页的请愿书，详细记录了派克成长过程中经历的暴力和忽视。律师还提出，按照田纳西州的注射死刑程序，对于一个有这种创伤史的人来说，被绑在床上注射药物，可能会让她感觉“像再次被强奸一样”。

田纳西州政府在法庭上争了很多年，说派克关于童年性侵的说法是在撒谎。但在最近一次关于行刑方式的听证会上，州方改口了，说他们不否认派克遭受过性侵和强奸。一个政府在法庭上争了很多年的事情，最后自己承认了。

派克案暴露的，不只是一个人的生死问题。它暴露的是整个死刑执行系统的问题。

田纳西州使用的药物叫戊巴比妥，是一种巴比妥类药物。这个药在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那里，没有获批用于执行死刑。药厂也不愿意自己的产品被用来杀人，所以正规渠道越来越难买到。田纳西州的解决办法是找“配制药房”来配药。配制药房不受联邦药厂同样的监管标准约束，配出来的药纯度和效力有多少保证，外界不知道。

更关键的是，田纳西州对行刑药物的来源保密。州法律允许不公开药品供应商的身份，行刑人员的身份也保密。你被注射了什么、谁注射的、药从哪来的，家属和公众都无从知晓。派克的律师在声明里说的“一切都笼罩在重重保密之下”，指的就是这个。

这不是田纳西州今年第一次出问题。5月份，他们试图处决一个叫托尼·卡拉瑟斯的犯人，医护人员花了一个多小时找不到能扎进去的静脉，最后不得不中止。州长比尔·李当时下令暂停所有处决一年。结果才过了四个多月，他们又开始了。这次更离谱：针扎进去了，药推进去了，人没死。

州长在派克这件事之后又发了一份声明，说取消今年剩下的处决计划，要求进行一次“全面的第三方审查”。一个州在一年之内两次处决失败，州长两次叫停，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系统本身出了问题。

医学专家乔尔·齐沃特分析说，派克体内的药物浓度可能一直没有达到足以引发呼吸停止的水平。他还说，因为复苏措施启动得太晚，派克可能已经遭受了脑损伤。

派克现在到底什么状况，没人知道。律师说她在“接受抢救”，惩教部门说“转送至外部医疗机构”，医院那边什么也没说。她被注射了两剂致死药物，然后被送进医院抢救。这个逻辑本身就够拧巴的：一个国家想尽办法要杀死一个人，没杀成，然后动用公共医疗资源去救她。

有人可能会说，她杀了人，活该。这话有道理。1995年那个晚上，科琳·斯莱默被折磨致死的时候，没有人给她打急救电话。派克不值得同情。

但问题不在于派克值不值得同情。问题在于，一个州在执行法律判决的时候，能不能做到它自己承诺的事情。田纳西州的法律说，死刑应该以“不会造成不必要痛苦”的方式执行。结果是一个被绑在行刑床上的人，手臂剧痛，意识模糊，打了一个小时的鼾，然后被拉去医院。这算不算“不必要的痛苦”？律师在紧急动议里用的词是“不必要的折磨”。

一个系统如果连杀人这件事都做不好，那它还有什么资格说自己在执行正义？你可以在道德上支持死刑，也可以在道德上反对死刑，但不管站哪边，你都应该承认：一个打了两针毒药还让人活着的系统，是一个坏掉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