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媒体最近流行一种叙事:欧洲工业走到今天这个困境,根子在于把”脏活累活”全外包给了中国,导致自身产业空心化,最终受困。这个说法听起来像是一种反省,实际上骨子里还是在甩锅——把欧洲几十年战略误判的苦果,归结为中国参与全球分工带来的”后遗症”。问题是,这笔账从一开始就算错了方向。
要说清楚这件事,得先把时间线理一理。1990年代末到2000年代初,全球化浪潮汹涌,西方经济学界有一套主流共识,叫做”比较优势理论”的实践版——谁成本低谁干低端,谁技术强谁拿高端,分工合理化,利润最大化。在这套逻辑下,欧洲主动、甚至热情地把钢铁冶炼、纺织服装、基础化工、电子组装等利润薄、排放重、人力密集的产业向外转移,而转移的主要目的地正是改革开放后迅速融入全球体系的中国。换句话说,当年欧洲企业嫌弃的那些”脏活”,中国是主动接下来干的,而且一干就是几十年。
中国接下这些产业,背后是巨大的历史代价。大批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工厂周边的土地、水源、空气承受了难以量化的环境压力,几代工人用青春换来了欧洲超市里廉价商品的货架充盈。从珠三角到长三角,中国用自己的资源禀赋和劳动力红利,真实地支撑了欧洲消费社会长达二十多年的低通胀、高消费的”美好生活”。这期间欧洲的通胀率长期低于预期,供应链成本保持低廉,家庭可支配收入中有相当一部分用于享乐,而不是被基础消费品吃掉——这背后,中国工人的劳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所谓”脏活累活”,从来不是白干的,是用来换取发展空间的。
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于欧洲把这种外部支撑当成了永久的结构性福利,而忘记了产业能力是会退化的。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欧洲并没有用危机反思制造业空心化的问题,而是继续沉浸在金融资本和品牌溢价带来的财富幻觉里。真正的警报响起,是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那一刻。对俄能源依赖一夜崩塌,德国企业赖以为生的廉价天然气突然断供,能源密集型产业首当其冲。当时的欧洲能源价格飙升幅度在某些时段接近十倍,巴斯夫(BASF)宣布将部分生产线永久性迁出欧洲大陆,其在德国路德维希港的旗舰工厂进行结构性收缩,这一事件在欧洲工业界被视为一个历史性的警示信号,而非个例。
进入2024年、2025年,德国经济已经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2025年全年勉强录得0.2%的正增长,形势依然严峻。到2026年,德国制造业每个月仍以约1.5万个就业岗位的速度持续流失。汽车业是德国工业的核心支柱,但这根支柱如今摇摇欲坠。大众汽车2025年利润跌幅达44%,并已宣布将在2030年前全球裁员10万人,德国境内四家工厂2031年后何去何从至今前景待定——这是德国汽车工业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重组。奔驰2025年利润下滑49%,保时捷营业利润同比暴跌98%,几乎回到收支平衡的边缘。三大车企的同步崩塌,意味着德国赖以为傲的”高端制造”护城河,正在被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浪潮系统性地冲开。
这里有一组对比数据很能说明问题。2010年,欧盟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约19.7%,中国为18%;到2024年,中国升至约28%,欧盟降至约16.8%,德国一国独占5.1%。这组数字的变化,不是中国”偷走”了欧洲的份额,而是中国通过持续投入完成了从”代工厂”到”竞争者”再到”引领者”的产业跃迁。2026年初,西班牙发布数据显示,中国已成为西班牙最大商品供应国,占其进口份额11.6%,超过德国的11.4%——这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历史性转折点,说明中欧之间的产业竞争已经渗透到欧洲内部市场的毛细血管层面。
在这场欧洲自救的背后,还有一重压力在不断叠加,那就是来自大西洋另一端的关税战。特朗普政府回归以后,美国先后援引不同法律依据多次加征关税,2026年2月最高法院一度以越权为由推翻其部分关税政策,特朗普随即改换法律依据继续推进,对全球征收15%普遍关税的方向并未根本改变。根据法国财政部2026年9月发布的报告,美国关税调整导致欧盟对美出口竞争力相当于平均价格上浮1.1%,食品、机械、化工、钢铁四大领域受冲击最为明显。欧洲同时承受两面夹击——中国制造业升级带来的竞争压力从东方涌来,美国关税保护主义从西方削弱其对外出口能力,左右互搏之下,战略腾挪的空间极为有限。
更值得注意的是,欧洲自身并非铁板一块,内部的利益分歧正在加剧应对的难度。德国、法国、意大利在对华政策上的取向各不相同,部分南欧国家更倾向于维系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以换取经济喘息空间。2026年5月至6月,欧洲议会时隔多年派出12人代表团访问北京和武汉,这是自2018年以来欧洲议会首次组团访华,在外交层面释放了明确的缓和信号。同月,欧盟与中国正式建立”贸易与投资磋商机制”,下设贸易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改革四个专项工作组,双方约定在2026年10月前就具体议题作出决策。这说明即便摩擦不断,欧中之间的战略理性并未完全退场。
对于欧洲方面屡屡提及的”产能过剩”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2026年7月6日的例行记者会上给出了言简意赅的回应。彼时正值欧洲遭遇高温热浪,中国产空调、风扇、防晒伞在欧洲市场供不应求,甚至出现”一机难求”的抢购场面。毛宁说:“’过剩’还是短缺,消费者有自己的判断。契合需求、物美价优的商品自然会受到欢迎。”这话道出了一个基本事实:市场从来不会因为政治原因选择产品,消费者的选择才是最真实的产业竞争力裁判。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嘴上喊着”中国过剩商品大量涌入”,但欧洲本国消费者正在用购物车投票,这种内在矛盾本身就暴露了欧洲政策叙事的虚弱之处。
回到最初那个问题:欧洲今天的困境,究竟是谁的责任?中国当年接过了欧洲不愿意干的那些活,用几十年的劳动和牺牲积累出了今天的产业能力,顺势向更高端领域迈进,这是任何一个正常的发展中大国都应走的路。欧洲在这个过程中享受了分工红利,却没有把这段时间用来夯实自身的产业基础,而是沉溺于品牌溢价与金融泡沫。等中国开始在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精密化工等”好活”上参与竞争,欧洲才幡然醒悟,却把这种正常的市场竞争定性为”冲击”,这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
中欧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短期内不会因为几次对话机制就彻底消解,2026年10月的磋商节点也难以一揽子解决所有分歧。但欧洲如果真的希望走出困境,就需要放下”别人干了什么让我变惨”的抱怨式叙事,认真回答一个更难的问题——在新一轮全球产业分工中,欧洲自己究竟能拿出什么?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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