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22日，立陶宛议会（Seimas）以99票赞成、13票反对、5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一项推进宪法修正的程序性投票，核心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这条写于1990年代独立初期的条款，明确禁止在立陶宛境内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外国军事基地。
立陶宛当年立这条款，是要向世界宣告自己彻底与苏联军事存在切割；而今天，恰恰是因为俄罗斯的存在，这条款变得”碍事”了。根据立法程序，正式修宪还需要经历两轮投票，第一轮定于2026年10月6日，最终表决定于2027年1月12日，且每次均须获得141名议员中至少94票的支持。这意味着修宪尚未完成，目前的投票只是打开了讨论的大门——但就是这扇门，已经足够触动莫斯科的神经。
事实上，早在2026年7月，立陶宛总统瑙塞达便公开宣布，该国最高政治领导层已形成共识，认为第137条”已经过时”，与当前安全现实脱节。他本人明确表态希望立陶宛”成为北约核威慑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7月3日，50名议员联署提案正式注册；7月7日完成第一阶段投票，以89票赞成通过。
到了9月22日的第二阶段投票，赞成票从89票跳升至99票，支持力度不降反升，说明立陶宛政界在推进这一进程上凝聚力持续增强。立陶宛国防部长随后更进一步，公开确认该国已与美方秘密开展有关部署核弹头的谈判，谈判内容涵盖核弹头部署、飞行员认证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多个层面，尽管具体细节至今未予公开。
更关键的是，俄罗斯独立调查媒体”档案中心”早在2020年便发布报告，指认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及对外情报局的工作人员曾运营一个与诺索维奇直接相关的影响力网络。换言之，这不是一个普通时评写手，而是一个有着情报系统背景的宣传生态节点。这个细节，在整个事件的解读中极为关键。
“发而后删”这一操作在俄罗斯的对外战略传播中并非没有先例，其通行逻辑是：通过官方渠道释放信号，观察外部反应，若引发过大争议则以”失误”为由撤回，既保留了舆论威胁效果，又规避了外交正式表态的代价。这是一种成本极低、效益极高的灰色传播手法。
要理解莫斯科为何对加里宁格勒如此敏感，需要回到地图上来理解一个基本的地缘困境。加里宁格勒是俄罗斯的一块”飞地”——它与俄罗斯本土并不接壤，完全被北约成员国波兰和立陶宛围住，与俄罗斯本土之间的陆上通道”苏瓦尔基走廊”全程穿越北约领土。这里驻有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主力，部署了可携带核弹头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是俄罗斯在波罗的海方向最重要的军事据点，同时也是其最脆弱的战略暴露点。
一旦北约切断苏瓦尔基走廊，加里宁格勒的补给线路便几乎完全依赖空中和海上通道，而波罗的海本身又是半封闭海域，俄罗斯海军的机动空间十分有限。正是这种结构性脆弱，使得莫斯科对任何靠近该地区的北约行动都保持着高度的应激反应，且往往会主动将其”威胁化”，以制造心理威慑来弥补实际战略短板。
从俄乌战争的大背景来审视，整个波罗的海紧张态势的根源就更加清晰了。俄乌战争已经进入第五个年头，俄罗斯军队虽在部分方向保持进攻，但高强度的消耗战已在人员补充、装备替代和指挥体系层面造成深度损耗。这场战争深刻重塑了欧洲的安全认知：此前置身事外的芬兰、瑞典相继加入北约，波罗的海三国不断加大国防开支，德国更在立陶宛境内建立了第一支永久驻扎的北约旅级战斗群，兵力规模达约5000人。这些变化共同构成了一个让莫斯科倍感压缩的战略环境——而立陶宛的修宪行动，恰恰是这一系列变化中最具象征性的一步。
对克里姆林宫而言，一个在宪法层面向北约核威慑体系敞开大门的立陶宛，意味着加里宁格勒的战略纵深正在被进一步压缩。
这套”可退出的恐吓”机制，恰恰契合了俄方在乌克兰战争期间多次使用的核威慑话语策略——拉高不确定性边界，但始终保留”我没说这是政策”的逃脱出口。这种操作的实质破坏性，在于它持续地侵蚀欧洲各国的战略稳定感，迫使北约在应对乌克兰战事的同时，还要持续消耗精力来评估和应对波罗的海方向的威胁信号。
截至目前，立陶宛修宪程序仍在推进。2026年10月6日的第三轮投票是下一个关键节点，按照目前的议会力量分布，通过概率较高，但正式修宪入法的最终投票仍须等到2027年1月12日。修宪本身并不意味着核武器立即在立陶宛境内亮相——从法律松绑到实际部署，中间还有北约内部政治决策、基础设施建设、飞行员认证体系以及财政来源等诸多关卡需要逐一推进。但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最终结果如何，这个修宪进程本身已经完成了其战略意义的主要释放：它向莫斯科清晰传递了一个信号——波罗的海三国已经把自身的安全命运，与北约核威慑的整体架构深度捆绑，而这条路，只会越走越深，不会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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