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几天后，叶剑英在广州军管会处理接管事务时，收到来自北京的指示：有一个人必须设法找到，并给他安排合适的工作。这个人的名字叫莫雄，曾经在国民党军政系统任职，却在关键时刻帮助过红军。

莫雄是广东英德人，早年投身军界，长期在粤军和国民党地方政权中任职。1927年以后，国民党内部清洗加剧，许多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处境危险。莫雄并非共产党员，却曾利用职务之便，为一些被追捕的人提供掩护。

这件事并不容易。莫雄身处军政系统，身边有部属，也有上级派来的人员。一旦身份暴露，不仅本人难以保全，连带关系者也会受到牵连。正因为如此，他提供的帮助，大多发生在极隐蔽的情况下，留下的公开材料并不算多。

真正改变局势的，是1934年秋天发生在江西的一次情报传递。

当时，莫雄任赣北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蒋介石为围剿中央苏区，调集大量兵力，修筑碉堡，设置封锁线，试图把中央红军困在瑞金及其周边地区。相关部署极为机密，普通军政人员根本无从知晓。

莫雄却通过身边人员接触到了这份部署材料。他意识到，若这套计划完整实施，中央苏区将面临极大危险。那时的莫雄已经不是单纯的地方军人，对国民党内部的权力斗争和军事行动有清醒认识。他没有公开表态，而是选择把情报送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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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转递情报的，是他的机要人员刘哑佛，以及后来冒险赶往苏区的项与年。为了躲过盘查，项与年改变装束，伪装成落难者，甚至敲断门牙，制造面部受伤的假象。这样的做法听起来近乎冒险，但在当时的交通和盘查条件下，只有让自己看起来毫不起眼，才可能穿过层层关卡。

情报送达后，中央红军迅速研究敌情。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关于这份情报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突围部署，史料记载和后来的回忆存在不同表述，但它至少让红军方面更加清楚地掌握了国民党军的封锁重点。对处在生死关头的部队而言，知道敌人如何布置，本身就是极其重要的帮助。

莫雄因此承担了巨大风险。蒋介石得知围剿计划没有达到预期后，曾要求追查泄密原因。国民党特务系统随后展开调查，但莫雄长期以地方实力人物和旧军人的身份出现，表面上与国民党体系保持着联系，反而成为一种掩护。

有意思的是，莫雄并没有因为一次行动就彻底转入共产党阵营。他仍然在旧政权内部活动，身份始终复杂。抗日战争期间，他参加过抗战相关事务，也曾负伤。到了国共谈判时期，他与中共方面的联系进一步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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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开展工作时，莫雄曾与中共方面保持接触。他能够提供的，不只是几份材料，更包括对国民党军政系统内部情况的了解。周恩来等人看重的，正是这种特殊经历和实际作用。

1949年广州解放前后，形势变化很快。国民党军政人员纷纷撤离，有人去了台湾，有人转往香港。莫雄也一度身在香港。按照后来披露的情况，毛泽东得知广州方面正在寻找莫雄，曾明确表示要把人找到，并妥善安排工作。

叶剑英接到指示后，派人联系莫雄。对一个曾在旧军政系统任职、又长期帮助过革命事业的人来说，回到广州并不是没有顾虑。身份如何处理，过去经历如何评价，今后又能做什么，都需要慎重安排。

毛泽东提出给莫雄安排工作的考虑，并不只是出于个人情谊。新中国成立后，广州面临治水、交通、粮食和城市管理等一系列现实问题。珠江水系复杂，广州及周边地区又常受洪涝影响。莫雄熟悉广东地方情况，也有多年军政管理经验，让他参与地方建设，显然比单纯供养一位旧军人更有意义。

回到广州后，莫雄被安排参与水利方面的工作。此后的他，脱下旧式军装，开始接触堤围、河道、农田和灌排工程。过去在地图上研究兵力和封锁线，后来面对的则是水位、堤坝和民工调配，工作性质完全不同，责任却同样具体。

据相关回忆，莫雄对广东水利建设十分上心，经常到现场了解情况，询问堤段是否牢固、河道是否淤塞、农田能否及时排灌。他的旧日经历没有被简单抹去，但身份的意义已经发生变化：曾经掌握军事机密的旧军人，最终把余生投入了地方建设。

1949年的广州，接管一座城市并不只是接收机关、清点物资，更要把各种可以使用的人才组织起来。莫雄得到安排，正体现了当时对特殊历史人物的处理方式——看其实际表现，也看其能否为新政权和人民做事。对这位走过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和政权更替的老人而言，后半生的工作，落在了珠江两岸的堤坝和河道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