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6月，旧金山会议会场内，来自中国的代表正在参与《联合国宪章》讨论。此时的印度尚未独立，仍是英国殖民体系的一部分。几十年后，两国都成为亚洲人口大国，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早已在战后秩序确立时定型。
这件事容易被简单理解成“谁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更强”。实际上，五常席位并不是后来按照国内生产总值或人口数量重新排名产生的，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局、战时贡献和大国协调共同塑造的制度安排。
1945年，联合国成立，安理会设立五个常任理事国，分别是中国、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它们并非当时所有指标都最突出，却都是反法西斯同盟中的核心国家，并且拥有影响战后安全格局的能力。更关键的是，五国在重大决议上拥有否决权。
中国能够进入这一核心架构，靠的不是1949年以后才形成的综合国力。抗日战争期间，中国长期牵制日本大批兵力，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战场。1943年的开罗会议上，中国已经以主要同盟国身份参与协调。到了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获得了常任理事国席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联合国中的“中国席位”仍由台湾当局占据。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中国。由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了中国在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席位，而不是重新申请入常。
印度的情况完全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印度为英国提供了大量兵员和资源，印度士兵也参加了多条战线的作战。但在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印度尚未成为一个独立国家，战后席位安排主要围绕几个主权大国展开。1947年印度独立时，五常格局已经形成，制度入口也随之关闭。
有意思的是，印度并不是没有国际影响力。它是人口和国土规模都很大的国家，拥有核武器、航天能力和较完整的国防工业基础，在南亚事务中具有重要地位。印度长期要求扩大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范围，也曾与德国、日本、巴西等国共同推动安理会改革。
但“有资格讨论”与“能够入常”之间，隔着一道很高的门槛。按照《联合国宪章》，安理会改革属于宪章修正问题，需要联合国大会达到规定多数，并经过包括全部常任理事国在内的成员国批准。任何一个常任理事国不接受，改革都难以完成。
印度真正面临的难题，既有制度阻力，也有实力结构上的差距。以近些年的经济规模看，印度已经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但人均收入、基础设施覆盖、制造业深度和公共服务水平，与中国仍有明显距离。人口多，能够带来市场和劳动力，却不能自动转化为工业能力与国家治理能力。
中国的优势在于工业门类齐全、基础设施体系庞大，能够持续生产舰船、导弹、航空航天装备和大型工程设备。印度同样拥有航天发射、核能和导弹技术，但国防装备长期依赖从俄罗斯、法国、美国等国采购，军工体系的自主配套能力相对不足。两国都重视军事现代化，发展路径却并不相同。
外交层面也不能只看一时的合作。印度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保持密切往来，同时又保留与俄罗斯在军备和能源方面的联系，这种多方平衡有助于扩大外交空间，却未必能换来所有常任理事国对其入常的共同支持。常任理事国考虑的，是地区影响、战略取向以及改革后可能出现的力量变化。
印度代表曾对周恩来表示：“印度也为反法西斯战争作出过贡献。”周恩来并未否认这一点，但战后席位的形成，取决于国家身份、战争地位和大国安排的叠加结果。贡献重要，却不是单独决定席位的唯一条件。
更现实的问题在于，现有五常没有形成一致的改革方案。有人支持增加常任理事国，有人担心新的否决权扩大后会降低安理会决策效率，也有人反对某些竞争国家进入。印度与日本的地区关系、德国在欧洲的代表性、非洲国家的席位分配，都让改革变得复杂。
所以，中国成为五常，是战争胜利国身份、长期战略贡献和战后大国格局共同作用的结果；印度未能成为五常，则不是一句“实力不够”可以概括。它错过的是制度形成的关键时点，面对的又是五个常任理事国各自不同的利益考量。人口和经济可以改变国家分量，却很难单独改写已经运行数十年的国际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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