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年到村小任教，学校就我和一个女老师，晚上睡觉中间只隔木板墙|学校|帘子|床板|房梁|木板墙|桌子

1987年秋天，我背着铺盖卷走进柳溪村小的时候，压根没想到这地方晚上能静得吓人。

学校就两间土坯房，一间作教室，另一间从中间拉了道木板墙，一半是我的宿舍，一半是苏玉萍的。木板墙薄得很，连她翻身时床板吱呀的声响都听得一清二楚。头一晚我躺下，盯着房梁上悬着的十五瓦灯泡，听见墙那边传来窸窸窣窣脱衣服的动静，浑身僵得像根木头，连呼吸都放轻了。她才二十一岁，比我早来半年，是村里老支书的侄女，初中毕业就在这儿代课。我呢，赵春林，一个高考落榜的县城青年，来这儿不过是为了躲开家里那张冷脸。

说起我为啥来这儿，话就长了。那年高考我差十二分，本来想复读，可我爹把烟袋锅子往桌上一磕，说家里没闲钱供你再去丢人现眼。我爹是县农机厂的工人，一辈子好面子，我落榜这事让他觉得在厂里抬不起头来。我娘抹着眼泪给我收拾行李，临出门塞给我五块钱，说春林啊，去乡下熬两年，兴许还能找着出路。我揣着那五块钱，坐了三个钟头长途车，又走了八里山路，才到了柳溪。村支书老苏头把我领到学校，指着那间土坯房说：“赵老师，条件是差了点，你先将就着。”我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一眼就看见了那堵木板墙，还有墙那边露出来的一角碎花布帘子。

那布帘子是淡蓝色的，上面印着小碎花，洗得干干净净，边角处还缝了块补丁，针脚细细密密的。后来我才知道，那帘子是苏玉萍自己用旧被面改的，她手巧，村里谁家嫁闺女都找她剪喜字。

“赵老师，睡了吗？”她敲了敲木板墙，声音细细的。

“没呢。”

“明早六点半上早读，你得起早点，村东头那个铁钟得敲三下。”

我应了一声，听见她翻了个身，床板又响了一下。那堵墙在油灯映照下透出她侧躺的轮廓，我赶紧把脸转向墙壁，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那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自己还在县城的教室里考试，卷子上的字全变成了木板墙的纹理，怎么都写不上去。醒来的时候天还没亮，墙那边传来她均匀的呼吸声，轻轻的，像猫。

头一个月我几乎没怎么跟她说话。白天她教一二年级，我教三四年级，一个教室里背对背上课，她讲她的拼音，我讲我的加减法。村小就是这样，两个年级凑一个班，这边写生字那边做算术，吵吵嚷嚷一整天。村里三十多个孩子，穿得破破烂烂的，但眼睛亮得很。有个叫石头的男孩，十二岁了还在上二年级，个头比别的孩子高一头，坐在最后一排，老爱举手问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有一回他问我：“赵老师，县城里有楼房吗？”我说有，比山还高。他张大嘴巴，半天合不上。苏玉萍在旁边听见了，抿着嘴笑。我头一回看见她笑，嘴角那个小梨涡深深的，像用针扎出来似的。

苏玉萍讲课声音温柔，孩子们都爱黏着她，下了课围着她叽叽喳喳。我有时候板着脸训学生，她就从那边探过头来笑：“赵老师，你笑一笑嘛，学生都被你吓跑了。”我说我天生不会笑。她说那你以后娶媳妇怎么办，总不能板着脸拜堂吧。我被她噎得说不出话，她就得意地扬着下巴走开，两条辫子在背后甩来甩去。

真正熟起来是国庆节前那个礼拜。那天放学后我正批作业，听见墙那边咣当一声响，接着是她哎哟一声叫。我冲过去推开她那边的门，看见她蹲在地上，面前是一个摔碎的搪瓷盆，白菜叶子撒了一地，她的右手食指正往外冒血珠子。

“怎么了？”

“切菜……刀太钝了，一使劲就滑了。”

我二话没说跑回自己那边，从包里翻出临走时我娘塞的一小瓶云南白药，又撕了条干净手绢，拉过她的手给她包上。她的手冰凉冰凉的，指头细细的，伤口挺深，肉都翻出来了。我包的时候她疼得直吸气，可硬是没吭声。我低头给她缠手绢的时候，能闻到她头发上的皂角味，淡淡的，像雨后山坡上的草。

“你得去镇上卫生院看看，得打破伤风。”

“不用，小口子。”

“什么小口子，都见骨头了。”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睛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又低下头去。那天晚上我烧了壶热水给她送过去，她正坐在床边发呆，受伤的手指翘着，像根小葱似的。我把热水倒进她杯子里，转身要走，她忽然说：“赵老师，谢谢你。”

“谢什么，应该的。”

“我来这儿半年了，你是第一个对我这么好的人。”

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低低的，我站在门口，后背对着她，心里翻了个个儿。后来我才知道，她是老支书的侄女不假，可老支书是她堂叔，跟她家早出了五服。她爹在镇上砖瓦厂做工，娘常年有病，家里还有个弟弟在上初中。她初中毕业本来考上了县里的师范学校，可家里供不起，她就来这儿代课，一个月挣二十八块钱，二十块寄回家。她爹的工钱大半买了药，她娘的病时好时坏，她弟弟的学费全靠她。我后来去过她家一次，她娘靠在床头，瘦得只剩一把骨头，拉着我的手说：“赵老师，玉萍命苦，你多照应着点。”我心里酸得厉害，使劲点头。

日子就这么过起来了。入冬以后天黑得早，放学后孩子们跑光了，学校就剩我俩。她烧火做饭，我劈柴挑水，一个灶台两个碗，吃得简单但热乎。有一回她煮了锅红薯稀饭，端过来的时候不小心洒了，滚烫的粥溅在我手背上，她慌得抓住我的手就往她衣襟上擦。我闻到她身上皂角的味道，心跳得像敲鼓。

“没事没事。”我抽回手，碗都差点打翻。

她脸红了，转身去灶台边收拾，半天没说话。那天晚上我躺在被窝里，手背上那片烫红的地方一直发烫，怎么都睡不着。墙那边她也翻来覆去的，床板响个不停。后半夜我迷迷糊糊要睡着的时候，听见她轻轻叫了声“赵春林”，我以为听错了，没应声。过了会儿她又叫了一声，我嗯了一下，她却没再说话。那晚上我盯着房梁上那盏十五瓦的灯泡，亮了整整一夜。天亮的时候灯泡灭了，我听见她起来生火，轻手轻脚的，连灶膛里的柴都是先折成小段再塞进去，怕吵醒我。

第二天她看见我，眼睛底下发青，我也好不到哪去。上课的时候她写错了好几个拼音，我算错了一道题，孩子们在底下偷偷笑。中午吃饭的时候她端着碗坐在门槛上，忽然说：“赵春林，你昨晚也没睡好吧？”

“嗯。”

“为啥？”

“你猜。”

她低头扒饭，耳朵尖红红的。

快过年的时候，村里开始传闲话了。先是学生家长李婶来送白菜，进门就东张西望，看看我的床铺又看看苏玉萍的床铺，嘴角撇了撇。后来是村东头的孙大爷，拄着拐棍在教室门口站了半天，临走丢下一句：“赵老师，年轻男女住这么近，不合适吧？”

我心里堵得慌，可又不知道怎么办。学校就这两间房，我总不能睡教室吧。苏玉萍听见了，坐在门槛上半天没动，手里攥着根树枝在地上画圈。

“要不我搬去我姑家住？”她低着头说。

“那你每天得走三里地来上课。”

“走就走呗。”

我没接话。那天晚上谁都没敲墙，安静得让人心慌。我盯着那堵木板墙，头一回觉得它太厚了。墙上的木纹在油灯下像一张皱巴巴的脸，笑不出来也哭不出来。

腊月二十三，村里开始杀年猪，到处是猪叫声和孩子们的欢闹。苏玉萍她姑来了，一个四十来岁的胖女人，进门就拉着苏玉萍进里屋说话，声音压得低，但木板墙不隔音，我听得清清楚楚。

“玉萍啊，你老大不小了，老跟个男老师住一个屋算怎么回事？你姑父都被人问得抬不起头来。”

“姑，中间有墙呢。”

“有墙也不行！人家背后指指点点的，说你跟那个赵老师不清不楚。我跟你说，村西头钱家托人来说媒，他儿子在镇上开拖拉机，条件好得很，你见见？”

那边沉默了好久，我攥着被角，手心全是汗。

“我不见。”苏玉萍声音不大，但很硬。

“你这孩子！你是不是跟那个赵……”

“没有！姑你别瞎说。”

她姑走的时候摔了门，我在教室里批作业，笔尖把本子戳了个洞。晚上她没做饭，我煮了挂面端过去，她坐在床边发呆，接过碗的时候眼睛红红的。

“赵春林，”她头一回叫我全名，“你说咱俩是不是真该分开住？”

我张了张嘴，心里翻江倒海，可嘴上却说：“你要觉得不方便，我搬教室去。”

她把碗往桌上一搁，筷子啪地掉在地上：“你搬教室？你让全村人怎么看？说你被赶出去了？”

“那你说怎么办？”

她不说话了，眼泪掉进面汤里。我站在门口，手扶着门框，看着她肩膀一耸一耸的，心里像被人攥住了。那堵木板墙就在我们中间，可我觉得它比山还重。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半夜听见她在那边小声哭。我敲了敲墙：“苏玉萍。”

她没应声。

“苏玉萍，你开开门。”

过了好一会儿，门吱呀开了，她站在门口，披着棉袄，脸上全是泪痕。我把手里的东西递过去，是那瓶云南白药，已经用了一大半。

“上次你手割破了，剩下的。你收着，以后切菜小心点。”

她接过瓶子，忽然噗嗤笑了，鼻涕泡都冒出来了，又赶紧用手背抹掉。“赵春林，你真是个傻子。”

“我怎么傻了？”

“哪有人半夜送药的。”

“那你别哭了。”

她瞪了我一眼，把门关上了。可我听见她躺回床上以后，轻轻笑了一声。那一声笑，让我觉得腊月里的寒风都是暖的。

那个年我过得浑浑噩噩。除夕夜我在家吃了顿饺子，我爹问我在乡下怎么样，我说挺好。他哼了一声，说你能熬得住就行。我娘在旁边抹眼泪。初五我就待不住了，跟我娘说学校要提前开学，收拾东西回了柳溪。

推开宿舍门的时候我愣住了。我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桌上放着一包炒花生，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赵春林，新年好。花生是我炒的，你尝尝。”没有落款，但那字迹我认得，她改作业的时候我看过无数遍。花生炒得有点糊，可我一口气吃了大半包，嚼得嘎嘣响，满嘴都是焦香。

正月十五开学，苏玉萍没来。校长托人捎信说她病了，让我先顶着。我一个人教两个年级，嗓子喊哑了也没人递杯水。晚上回到宿舍，墙那边空荡荡的，连翻身声都没有，静得让人发疯。头两天我还能撑住，到第三天晚上，我躺在被窝里，怎么都睡不着。墙那边太静了，静得我心里发慌。我起来点了油灯，从包里翻出那包花生，一颗一颗地剥，剥了满满一桌子壳。后半夜我实在忍不住，在墙那边轻轻敲了三下，明知道没人应，还是敲了。墙那边当然没有回应，只有老鼠在房梁上跑过的窸窣声。

第四天我去了她家。她躺在里屋的床上，脸烧得通红，她娘在旁边熬药，满屋子都是苦味。她看见我来了，挣扎着要坐起来，我按住她。她娘说这几天高烧不退，卫生院的大夫来看过，说是肺炎，得打针，可家里拿不出钱。我二话没说骑车去了镇上，用我身上剩的十八块钱买了三支青霉素，又骑回来。她娘接过药的时候手抖得厉害，嘴里念叨着“赵老师你是个好人”，我站在她家院子里，看着屋顶上稀稀拉拉的茅草，心里堵得说不出话。那天晚上我没回学校，守在她家堂屋里，坐了一夜。她烧退下去的时候天已经亮了，她从里屋出来，看见我坐在门槛上打盹，愣了半天。

“你没回去？”

“嗯。”

“你在这儿坐了一夜？”

“嗯。”

她蹲下来，看着我的脸，忽然伸手在我额头上弹了一下：“赵春林，你真是个傻子。”

第七天她回来了，瘦了一圈，眼睛底下发青。我站在教室门口看着她走进来，手里提着个布包，走过我身边时低声说：“钱家那边我拒了。”

我心里一热，可紧接着她又说：“我姑说，除非咱俩把事儿定下来，要不她就让我去镇上她家住。”

“什么事儿？”我明知故问。

她瞪了我一眼，脸涨得通红，转身进了教室。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木板墙那边也一直有动静。半夜时分，我听见她小声说：“赵春林，你睡着了没？”

“没。”

“你说……咱俩这样算怎么回事？”

我盯着房梁，心一横：“苏玉萍，你要是不嫌我穷，咱俩就处对象。”

那边半天没声音，我心跳得快要从嗓子眼蹦出来。过了好久，她才闷闷地说：“那你得对我好。”

“嗯。”

“不能跟别的女老师说话。”

“嗯。”

“不能嫌我做饭难吃。”

“嗯。”

“不能嫌我手粗。”

“嗯。”

她噗嗤笑了，隔着墙踢了一脚：“你是猪啊，就知道嗯。”

我也笑了，笑着笑着鼻子一酸。那堵木板墙还是那么薄，可我突然觉得它不一样了。那一夜我睡得很沉，一个梦都没做。

春天开学后，我俩算是正式处上了。白天还是各教各的课，晚上一个灶台吃饭。村里闲话更多了，但苏玉萍她姑再来的时候，她直接说：“姑，我跟赵春林说好了，等暑假就定亲。”

她姑气得直跺脚，可也没办法。

三月里的一天，下了场春雨，教室里到处漏雨。我爬上房顶去补瓦，苏玉萍在底下给我递瓦片，雨水把她头发打湿了，贴在脸上，她也不管。我从房顶上下来的时候脚下一滑，摔了个屁股蹲，她赶紧跑过来扶我，手抓着我的胳膊，着急地问摔着没有。我看着她满脸雨水着急的样子，忽然就笑了。

“你笑什么？”

“笑你像个落汤鸡。”

“你才是落汤鸡！”

她拿瓦片假装要打我，我躲，脚下一滑，两个人一起摔在泥地里。她压在我身上，我躺在地上，雨哗哗地下，我俩浑身都是泥，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笑得停不下来。后来她忽然不笑了，看着我，眼神有点不一样。我心跳得厉害，正不知道怎么办，她站起来，把手伸给我：“起来吧，地上凉。”

我拉着她的手站起来，她的手这回不凉了，热乎乎的。那天晚上回去，她烧了热水让我先洗。我洗完出来，看见她坐在灶前添柴，火光映在她脸上，忽明忽暗。她抬头看我一眼，说：“你裤子破了个洞。”

我低头一看，膝盖那里果然破了个口子。她说脱下来我给你补，我说不用，我自己能缝。她瞪我一眼：“你会用针吗？”我老实摇头。她把针线笸箩搬出来，就着油灯给我补裤子，针脚细细密密的，跟她帘子上的补丁一样。我坐在旁边看她低头穿针的样子，头发垂下来遮住半边脸，心里软得一塌糊涂。

四月里，苏玉萍她爹出院了。我去镇上看了他一次，买了斤点心，她爹靠在床头，看了我半天，问：“你就是赵春林？”

“是，叔。”

“你拿啥娶我闺女？”

我说不出话来。我一个月工资三十二块，寄回家十块，剩二十二块吃饭买书，攒到猴年马月也攒不出个家来。她爹叹了口气：“玉萍从小没娘，跟着我没过过好日子，我就盼着她找个安稳人家。赵老师，你人我看着还行，可这日子……”

他没往下说，但我明白。

回去的路上苏玉萍一直没说话，快到村口的时候她忽然站住了：“赵春林，要是我爹不同意，你怎么办？”

“我就求到他同意为止。”

“要是他一直不同意呢？”

“那我就求你。”

她看了我半天，忽然笑了：“你这人，看着闷，其实滑头得很。”

四月末，学校后面山坡上的野桃花开了，粉白粉白的一片，风一吹落得满地都是。那天放学后苏玉萍说去山上走走，我就跟着去了。她走在前面，踩着落花，脚步轻得很。走到半山腰一处平地上，她停下来，回头看着我，风把她头发吹得乱糟糟的。她说：“赵春林，这地方好不好？”

“好。”

“那以后咱俩就埋在这儿。”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平平的，像在说今天吃什么。我心里咯噔一下，嘴上却说：“行。”

她笑了，从兜里掏出个东西塞到我手里。是个小布包，打开一看，里面是十块钱，用橡皮筋扎着，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给你买双鞋。”我低头看看自己脚上那双解放鞋，鞋底都快磨穿了，脚趾头差点顶出来。

“你哪来的钱？”

“我攒的，没寄回家。”

我把钱塞回她手里：“你爹看病要钱，你自己留着。”

她急了，把钱往我兜里一揣：“你鞋都破成那样了，学生看见了笑话你。你要是不买，我就自己去镇上给你买，买回来你不穿也得穿。”

后来我用那十块钱买了双新鞋，在镇上供销社，八块二。剩下的钱我给苏玉萍买了条红纱巾，她戴上的时候在镜子前照了半天，脸比纱巾还红。那条纱巾她戴了好多年，颜色都洗淡了还留着。

五月的一天，镇上教育组来人检查，一个姓吴的干事转了一圈，把我和苏玉萍叫到办公室——其实就是教室里摆了两张桌子——说：“你们这情况不太合适，一男一女住一个屋，影响不好。要么分开，要么走一个。”

苏玉萍攥着衣角不说话。我看着吴干事那张公事公办的脸，心里那把火腾地烧起来：“吴干事，这学校就两间房，您说怎么分？要不您给批点钱盖间宿舍？”

吴干事脸一沉：“你这是跟领导说话的态度？”

“我实话实说。”

苏玉萍在底下拽我袖子，我没理。吴干事站起来，背着手在教室里走了两圈，忽然看见墙上贴的学生作业，翻了两本，问：“这作业谁批的？”

“我批的。”

“那本呢？”他指指另一面墙。

“我批的。”苏玉萍小声说。

吴干事翻了翻，半天没说话。过了会儿他坐下，语气缓和了些：“你们这教学质量倒是不错，期中统考柳溪排在全镇第三，比去年进了五个名次。这样吧，你们的情况我回去跟领导汇报一下，看能不能想个办法。但你们自己也得注意，该避嫌的避嫌。”

他走以后苏玉萍靠在墙上长出了口气，我看着她发白的脸，心里一阵愧疚：“刚才我是不是太冲了？”

“冲是冲了点，不过……”她笑了一下，“挺男人的。”

我脸一热，转身就走，她在后面咯咯地笑。

可吴干事回去以后就没下文了。六月底，调令下来了，我被调到二十里外的石桥村小。苏玉萍留在柳溪。走的那天她帮我捆铺盖卷，手一直在抖。我把那盏十五瓦的灯泡拧下来装进包里，说：“这个我带走，做个念想。”

她哇地哭了，捶我肩膀：“你走了我怎么办？”

“你等我，我攒够钱就娶你。”

“谁要你娶！”

可她还是把一包煮鸡蛋塞进我包里，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一直看到我翻过山梁。

我走那天没敢回头，走到山梁上才停下来。回头望，柳溪村小那两间土坯房缩成火柴盒那么大，苏玉萍还站在槐树下，一个小小的人影。风把她的白衬衫吹起来，像面小旗子。我蹲在山梁上，眼泪砸在黄土里，砸出一个个小坑。

石桥村小比柳溪还偏，就三间破瓦房，晚上老鼠在房梁上跑。我一个人教三个年级，从早读到晚自习，累得倒头就睡。可半夜醒来还是习惯性地敲敲墙——那边是空的，只有泥土簌簌往下掉。那种空落落的感觉，比一个人睡还难受。有一回我半夜敲墙，把隔壁教室的老鼠惊得乱窜，我才反应过来，那边没有苏玉萍了。

我给苏玉萍写信，一周一封。头一个月她回信还算勤，虽然短，但末尾总画个笑脸。她说钱家又托人来说媒了，她没见。她说她爹身体恢复得不错，能下地走路了。她说学校新来了个代课老师，是个男的，教一二年级，住在教室后面搭的棚子里。我看到这句的时候心里咯噔一下，但没往深处想。

六月的信，她写着写着忽然说：“春林，我爹又住院了，医生说是肝上的毛病，得去县医院。”信的末尾没有笑脸。我回信说你别急，我这边攒了四十块钱，下个月发了工资给你送去。可那封信寄出去以后，半个月没回音。

那半个月我度日如年。白天上课老走神，有一回把三年级和四年级的算术题写反了，孩子们在底下偷偷笑。晚上我躺在空荡荡的宿舍里，盯着房梁数椽子，一根两根三根，数到第十七根的时候天就亮了。我给苏玉萍又写了一封信，问她爹怎么样了，信寄出去还是没回音。我去镇上邮电所往她村里打电话，村支书接的，说她不在，去县医院了。

到了七月中旬，信终于来了。薄薄一张纸，上面只有几行字：“春林，我爹的病要花不少钱，我姑给我介绍了个对象，在县里供销社上班，比我大八岁，答应给两千块彩礼。我没办法。玉萍。”

我拿着信在油灯下坐了一整夜。外头下着大雨，房顶漏雨，滴答滴答砸在搪瓷盆里，像砸在我心上。天快亮的时候，我写了回信，就三个字：“我明白。”

可信寄出去以后我就后悔了。明白什么明白，我根本不明白。我把信撕了重写，写了撕撕了写，一晚上写了七八封，最后一封也没寄出去。天亮了，我请了三天假，走了二十里山路到镇上，又搭拖拉机到县城，一路问到她姑家。那天太阳毒得很，我走得满身是汗，衬衫湿透了贴在背上。敲开门，她姑看见是我，脸色就变了：“你来干什么？”

“我找苏玉萍。”

“她不在。”

“姑，让她出来跟我说句话。”

“谁是你姑？别乱叫！玉萍要嫁人了，你死了这条心吧。”

我站在门口不走，她姑骂骂咧咧地要关门。这时候苏玉萍从屋里出来了，穿着件旧衬衫，头发乱糟糟的，眼睛肿得跟桃子似的。她看见我，愣住了，手里的搪瓷杯当啷掉在地上。

“你来干什么？”她的声音哑得厉害。

“我来问你一句话。”

她姑在旁边骂我，我不理，直直看着她：“苏玉萍，你是不是不打算等我了？”

她低着头，嘴唇抖了半天：“我爹住院要三百块钱，我拿不出来……医生说再不动手术就晚了……”

我掏出个布包，里面是我攒了大半年的工资和跟家里借的钱，一共二百八十七块五毛。我塞到她手里：“先拿去，剩下的我再想办法。”

她看着那堆零碎的票子，五块的、两块的、一块的，还有毛票，用橡皮筋扎着，我的工资一发下来就没动过，连双新鞋都没舍得买。她的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掉在那堆票子上。

“赵春林，你傻不傻？你攒了多久？”

“你别管，你就说等不等。”

她姑在旁边冷嘲热讽：“二百多块钱够干什么？人家供销社那边两千块彩礼，你拿什么比？”

苏玉萍突然抬起头，把布包往她姑手里一塞：“姑，这钱你拿着给我爹交住院费。赵春林，你跟我走。”

她拉着我就往外跑，我回头看见她姑张着嘴站在院子里，手里的钱撒了一地。

她拉着我一口气跑到巷子口，跑得气喘吁吁，停下来扶着墙弯着腰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我也跟着笑，两个人在县城大街上，像两个疯子。

“苏玉萍，你想好了？”

“想好了。”

“你爹那边……”

“我爹要是知道我嫁个拿不出彩礼的，肯定生气。可他要是知道你连最后一块钱都给我了，他要是还生气，那我也认了。”

那天晚上我们没回去，在县城汽车站候车室坐了一夜。她靠在我肩上，我搂着她，候车室里蚊子嗡嗡叫，椅子硌得慌，可我觉得那是我这辈子睡得最踏实的一夜。半夜她忽然说：“赵春林，你身上有股烟味。”

“我不抽烟。”

“那可能是粉笔灰。”

“嗯，粉笔灰混着汗。”

她笑了，往我怀里钻了钻。后半夜她睡着了，呼吸轻轻的，像当年在木板墙那边一样。我搂着她，看着候车室天花板上那盏忽明忽暗的日光灯，心里想，这辈子不管多难，我都不会让她再哭了。

第二天我们回到柳溪，苏玉萍直接去找了她爹。她爹靠在床头，听她说完，半天没吭声。我站在门外，心跳得跟擂鼓似的。过了好久，她爹喊了一声：“赵春林，你进来。”

我进去，站在床前。她爹瘦得脱了相，眼窝深陷，可眼睛还是亮的。他看了我半天，说：“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三十二块。”

“寄回家多少？”

“十块。”

“还剩多少？”

“二十二块。”

“你拿什么养我闺女？”

我咬了咬牙：“叔，我现在是挣得少，可我有手有脚，我能干活。我教的学生统考进了全镇第三，教育组说了，明年可能给我转民办教师，转了工资能涨到四十五。玉萍跟着我，我不敢说让她享福，但我能保证她顿顿吃饱，冬天冻不着。”

她爹沉默了好久，忽然咳了几声，苏玉萍赶紧去扶他。他摆摆手，看着我说：“我这闺女，从小没娘，跟着我吃尽了苦头。我要是把她嫁给供销社那个，彩礼能还了债，可她这辈子就毁了。我躺在床上这几个月，翻来覆去地想，我要是为了那几个钱把闺女卖了，等我死了，我拿什么脸去见她娘？”

他叹了口气：“赵春林，你要是对我闺女不好，我做鬼也不放过你。”

苏玉萍哇地哭了，扑在她爹床边。我站在那儿，鼻子酸得厉害，使劲忍着没掉泪。

那年秋天，我们在柳溪村小办了婚礼。全校三十多个孩子凑钱给我们买了对搪瓷缸，上面印着大红喜字。村里人来了大半，连当初说闲话的李婶都送了对枕巾。洞房就是那间土坯房，中间那堵木板墙被孩子们用红纸贴满了剪纸。苏玉萍坐在床边，穿着红棉袄，低头笑的时候还是那个小梨涡。她姑没来，但托人捎了个红包，里头是五块钱。

石头带头在窗户外头喊：“赵老师，亲一个！”一群孩子跟着起哄，我脸涨得通红，苏玉萍笑得直不起腰。我看着她笑，忽然觉得这两年所有的苦都值了。

“赵春林，你说咱俩是不是傻？绕这么大一圈。”

我握住她的手，这回她没躲。“不傻，值。”

婚后第三年，我转成了民办教师，工资涨到五十二块。苏玉萍也转了正，我们俩一个月加起来快一百块钱，在村里算是高收入了。第五年，村小撤并到镇中心小学，我们俩一起调了过去。那堵木板墙拆了当柴烧，我特意留了一块木板，在上面刻了三个字：“不隔心。”苏玉萍看见了，摸着那三个字半天没说话，然后转身去灶上给我煎了两个荷包蛋。

儿子出生那年，苏玉萍问我：“要是当年你没来柳溪，咱俩会怎么样？”

我想了想：“那我就娶了别人呗。”

她拧我耳朵：“你敢！”

可晚上她靠在我肩上，轻声说：“其实那堵墙，我从来没觉得它厚过。”

我明白她的意思。有些墙看着薄，其实是心隔着；有些墙看着厚，可心早就翻过去了。

有一回儿子翻出我们结婚时那对搪瓷缸，上面的红喜字都褪色了，他问这是啥。苏玉萍接过去，擦了擦，说：“这是你爹当年娶我的时候，学生们凑钱买的。”

“那时候你们穷不穷？”

“穷得很。”

“那你们为啥还在一起？”

苏玉萍看了我一眼，笑了：“因为你爹傻。”

儿子不明白，我也笑了。他哪里知道，他爹这辈子做的最聪明的事，就是当年在那堵木板墙底下，敲了三下。

前年苏玉萍她爹走了。走之前他拉着我的手，说了句：“赵春林，我闺女跟了你，没吃亏。”我趴在他床边哭了半天，这个倔老头，到最后也没跟我说过一个谢字，可这句话比什么都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