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卓死在王允手里的时候，没人想到，才过了一年多，王允自己也死在乱军刀下。
更没人想到的是，早在王允权势最盛的那几个月，朝堂上已经有一个人，当着别人的面说过一句话：这个人，长不了。
说这话的人叫马日磾，官居太尉，位列三公。
他不是算命的，也不是跟王允结了仇非要咒他。
他说这话，是因为亲眼看着王允做了一件事，一件让他觉得这个人已经守不住底线的事。
公元192年，董卓死了。
杀董卓这件事，王允是头功。
用离间计挑动董卓和吕布的关系，最后借吕布的手结束了这个把持朝政、纵兵劫掠的西凉军阀。
董卓死的时候，长安城里百姓相庆，这在《后汉书》里都有记载。
王允一时之间成了汉室的救星，人人都念他的好。
问题出在董卓死后不久的一场宴席上。
这场宴席的主角之一是蔡邕，蔡邕是当时公认的大学问家，女儿蔡文姬后来的名气比他更大，但那时候，蔡邕的名字才是真正响亮的。
董卓当年进京，早就听说过蔡邕的才学，专门征召他入朝。
蔡邕称病推辞，董卓不依，最后蔡邕没办法，还是去了。
到了董卓手下，蔡邕被拜为左中郎将，当时人都称他蔡中郎。
董卓对他确实客气，很多事情还会征询他的看法。
这段交情，是蔡邕后来惹祸的根源。
董卓死后，一次宴会上，话题绕到了董卓身上，蔡邕不知不觉叹了口气。
这一叹，被王允听在耳朵里。
王允当场发怒，冲着蔡邕说，董卓是国贼，你是汉臣，应当为国贼灭亡感到高兴，为什么反倒替他叹息？
说完，王允直接把蔡邕下了狱。
蔡邕在狱中做了一件事，他上书请求，愿意接受黥首刖足这样的刑罚，只求留自己一条命，把《汉史》写完。
当时不少士大夫也出面替蔡邕说话，希望王允放他一马。
这些请求，王允全都没有答应。
他跟王允说的理由很实际：蔡邕是当世少有的大才，让他把《汉史》续完，是能传给后世的正经事，况且蔡邕犯的只是一句话的过失，因言获罪杀掉这样的人，对王允自己的名声也没好处。
这句劝告，说得有理有据，可结果适得其反。
王允听完，杀心更重了。
他给出的理由是，当年汉武帝赦免了司马迁，没有杀他，结果司马迁写出的《史记》里有大量讥讽汉朝皇帝的内容，流传到了后世。
在王允看来，《史记》固然是名著，但里面对皇权的讥讽是留下的祸根。
他不想再让蔡邕写出第二部这样的书。
马日磾这次劝说，彻底失败。
蔡邕最终死在狱中。
《后汉书》记下了马日磾走出王允府邸之后说的话，原文是：王公其不长世乎？善人，国之纪也；制作，国之典也。灭纪废典，其能久乎！
翻译过来意思很直白：善良正直的人，是国家的纲纪所系；史书典籍，是国家的制度根本。
把这两样都毁掉的人，怎么可能长久。
这话说出来，听的人多半只当是一句气话。
王允当时正是朝廷说一不二的人物，谁会真的信他撑不了多久？
可事情的走向，比谁想的都快。
仅仅过了不到一个月，王允就被李傕、郭汜带兵攻破长安，乱军之中被杀。
这一年是公元192年。
马日磾的话，一语成谶。
马日磾自己的结局也不算好。
王允死后，李傕当权，派马日磾作为使者去拉拢袁术，想让袁术归附朝廷。
袁术当时已经拥兵自重，根本没把这位太尉当回事，反而对他百般羞辱，甚至夺了他随身携带的符节。
马日磾一路憋屈，最后在寿春气病，公元194年去世。
这件事里最值得琢磨的，不是马日磾算得准不准，而是他判断的依据。
他没有用什么玄学的说法，用的是最朴素的道理：一个掌权的人，如果连士大夫的求情都不听，连一个只是说错话的老臣都容不下，只为了防止史书里出现批评自己的文字，这种人已经不是在治理国家，而是在维护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
这种状态撐不了多久，因为它把所有能给他提意见、能替他兜底的人都推远了。
董卓死后，王允本可以成为另一种榜样，一个铲除国贼、匡扶汉室的忠臣典范。
可他处理蔡邕这件事的方式，暴露出他和董卓在权力逻辑上其实没有太大区别，都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只是程度不同。
马日磾看穿的，其实是这一点。
蔡邕想写的那部《汉史》，最终没能完成。
他留下的文集残篇，后人多有整理，但那部本该续写东汉历史的著作，永远停在了公元192年的那间牢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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