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春，东北战场，东北野战军第五纵队司令钟伟站在地图前，手指落在一个并不起眼的村镇上。部下提醒敌情复杂，他只回了一句：“仗不是等出来的。”这类细节，常被用来说明钟伟敢打、善打，也解释了他为何能从师长直接走上纵队指挥岗位。
可是，1955年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度时，钟伟被评为少将，评级为正军级。与东北野战军其他纵队司令相比，这个结果确实显得偏低。有人据此认为，他的战功和职务没有得到公正衡量。事情却不能只看战场上的胜负。
钟伟早年的经历很特别。他并非一开始就是纯粹的军事干部，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前期，长期从事政治工作。在当时的革命队伍里，能够识字、处理文书、开展宣传教育的人并不多，读过书的干部往往会被安排到政工岗位。
这段经历既培养了他的组织能力，也使他的军事履历出现了一个特点：真正独立承担军事主官职责，是抗日战争中后期才逐渐开始的。干部评级看重实际职务，更看重长期履历是否连续、岗位层级是否稳定。单论某一阶段的冲锋陷阵，不能替代完整的组织考察。
1940年6月，新四军挺进纵队在鄂豫边区作战，钟伟任第三团政治委员。日伪顽军进攻大小悟山时，第三团奉命坚守四方山。战斗过程中，部队撤守与掩护转移之间出现了衔接问题，山上留守力量撤下后，敌军一度逼近纵队机关。
危急关头，其他部队及时组织阻击，才避免了更大损失。战后，纵队对相关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在会议上批评钟伟存在独断倾向。有人评价他头脑灵活、作战果断，但处理全局问题时不够周密。
这件事不能被夸大成决定钟伟一生命运的“黑点”，却也不可能完全没有影响。军队干部的考核，除了会不会打仗，还要看能否执行命令、协同友邻、维护整体部署。尤其在战争年代，一次判断失误造成的后果，往往会被长期记入组织评价。
有意思的是，钟伟后来没有按原计划前往中原局，而是转赴苏北，进入黄克诚领导的新四军第三师。黄克诚是他的老领导，也熟悉他的脾气和能力。到了第三师后，钟伟逐步转为军事干部，先后担任军分区司令员、旅级副职等，军事才能很快显露出来。
抗战胜利后，第三师主力挺进东北，钟伟任第十旅旅长。部队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第五师后，他继续担任师长。东北战场环境残酷，部队既要攻坚，也要在运动中寻找战机。钟伟敢于临机处置，善于集中兵力，五师因此逐渐成为东北部队中的劲旅。
靠山屯战斗，就是他指挥风格的一个缩影。面对敌军部署变化，他没有机械等待命令，而是抓住敌军暴露的间隙迅速出击。战斗胜利后，五师的声望进一步提高。林彪后来谈到部队建设时，也曾将五师作为战斗力较强的部队加以比较。
有人把钟伟与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简单对应起来，这并不准确。作品形象往往吸收多名将领的经历和性格，钟伟的直率、火爆、敢于坚持意见，可能成为其中一部分素材，但不能据此倒推全部历史细节。
钟伟后来被破格提拔为纵队司令，说明组织对他的军事才能是认可的。问题在于，纵队司令这一职务本身，并不等于在全军评级中必然对应某一级别。东北野战军各纵队的成立时间、部队来源、编制规模、指挥经历并不完全相同，主官的资历结构也有差别。
军队评级实行的是综合标准。战绩是重要因素，资历、任职时间、部队基础、政治工作经历、组织纪律性以及长期表现，同样会被纳入判断。正军级并不是对战功的否定，少将也不代表能力低于中将。把军衔直接当作战场排名，容易把两套不同的评价体系混为一谈。
至于1947年青树坪战斗中的失利，确实会进入干部考察范围，但很难说它单独决定了钟伟的最终评级。战场上没有永远不败的将领，关键在于失误性质、后续表现和组织结论。钟伟在东北的多次胜仗，显然也被看到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他性格强硬，敢于当面表达意见。这样的作风在战斗中可能转化为果断，在组织生活中却容易造成摩擦。1955年的评定不是给某一场战斗颁奖，而是对一名干部多年经历的整体判断。钟伟的战绩无疑出色，但他的履历曲折、岗位转换和性格特点，也构成了评级差异的现实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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