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初，山东一座工厂的医务室里，女护士劳有花拿起了入党登记表。她没有想到，自己准备多年、看似严密的经历说明，竟会成为撕开身份伪装的那根线。
劳有花在同事眼中勤快能干，待人随和，还是厂里的积极分子。她长期独身，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工作上，工友对她印象不错。党组织考察发展对象时，她自然进入了名单。
麻烦出在履历表上。按照规定，个人经历必须如实填写，尤其是曾经工作和居住过的地方，都要留下可以核查的线索。劳有花熟悉审查办法，试图把真实经历拆开，删去其中最危险的部分。
她写下自己曾在南京教会护士学校学习，之后到南京、重庆的诊所工作。这些内容有真有假。至于上海那几年，她认为只要把地点和时间安排得合理，相关人员又无法证明她的真实身份，事情便能蒙混过去。
然而，工厂党组织并没有只看材料。按照程序，组织分别向上海有关方面发函，核查她在上海的工作经历。一份材料指向霍山路附近的诊所，另一份则指向曹家渡纱厂。
这两个地点，恰好连着一桩发生于8年前的案子。
1948年11月，上海仍处于国民党统治之下。年轻的劳有花以懂医护为由，在杜传耀经营的小诊所谋得一份差事。诊所不久因经营困难停办，杜传耀又把她介绍到曹家渡一家纱厂的医务室。
她在上海的活动，看上去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也正因为如此，早期排查时很难把她同潜伏人员联系起来。她没有公开身份，也很少留下明显痕迹，只依靠职业和日常关系遮掩自己。
1949年5月，上海解放。陈毅担任上海市市长后，城市接管、社会秩序恢复和敌特侦查同时展开。国民党方面并未甘心失败，据案件材料，一支针对陈毅的潜伏行动也在此后被部署。
负责行动的刘全德曾受军统系统重用。进入上海后，他昼伏夜出，依靠经费和旧有关系隐藏行踪。公安机关经过侦查，控制了与他有联系的史晓峰。刘全德前来接头时，原本以为找到了援手，实际上已经走进了侦查范围。
一次会面后，刘全德被捕。审讯中，他供出了部分潜伏人员和联络地点，其中包括劳有花曾经工作过的诊所。遗憾的是，侦查人员赶到时，诊所已经停办，劳有花也早已离开，线索因此中断。
1950年2月，劳有花收到上级来信，被要求收集华东局和上海党政机关人员的活动情况，为刺杀行动提供准备。她迟迟等不到刘全德，后来从报纸上得知对方被捕，便判断上海已经危险，随即离开，前往济南投靠表妹。
在山东，她凭借护理经验进入工厂医务室。她把上海的过去压在心底，重新建立起一套普通人的生活。她大概没有料到，真正让她暴露的，并不是旧日同伴的供述，而是多年后一次看似正常的组织审查。
上海方面接到外调材料后，很快认出了曹家渡纱厂这一线索。纱厂人员回忆起劳有花，也知道她当年突然离开。相关情况被转交公安机关，调查人员据此确认了她的身份和去向。
传讯和核查很快推进。面对已经互相印证的证据，劳有花无法再用那份经过删改的履历解释。她承认了潜伏经历，也交代了与刺杀行动有关的情况。
1958年，劳有花在山东被捕。随后，她因参与敌特活动和相关案件受到审判，被判处死刑并执行。一个从上海消失多年的名字，正是通过一张入党登记表重新回到侦查档案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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