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初，北京中南海，张云逸向毛主席汇报广西工作。谈到南宁交通困难时，这位主持广西工作的老将再次提出，是否可以把省会迁到柳州。毛主席没有立即批评，而是抓住了问题的另一面：铁路不通，究竟是迁省会，还是修铁路？
这场争论，表面看是南宁、柳州、桂林三座城市之间的选择，实质上关系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如何治理广西。省会放在哪里，既要考虑交通、工业和人口，也要看边防形势、区域联系以及长远建设。
1949年广西尚未完全解放时，国民党军白崇禧集团仍控制着部分地区。11月，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有关部队向广西展开进军，桂林、柳州、南宁相继解放。12月，广西战役结束，广西全境基本获得解放。
战事尚未完全落幕，行政布局已经被提上日程。1949年9月，中共广西省委在武汉成立，张云逸任书记。广西解放后，省委机关先设在桂林，新的省级政权也需要尽快确定一个能够统筹全省的中心城市。
柳州的优势十分明显。它地处广西腹地，是铁路、公路和水运交会之处，工业基础在当时也较突出。支持迁往柳州的人认为，那里更接近全省中心，便于调运物资，也利于恢复生产。这个理由很实在，并不是简单的地方偏好。
桂林同样有自己的依据。它是广西历史上的重要城市，文化影响较大，原有行政设施相对齐备，过去也曾长期承担广西政治中心的职能。若从接收旧有机构、减少建设成本看，桂林并非没有竞争力。
南宁的优势，则不在于当时最繁华，而在于战略位置。它靠近广西南部边境，便于联系边疆地区，处理边防事务，也有利于加强对左江、右江及沿海方向的组织领导。新政权面对的，不只是城市建设，还有剿匪、安定社会和巩固边疆等任务。
毛主席在广西解放前后，已经倾向于把省会放在南宁，并通过叶剑英向张云逸转达过意见。1950年2月8日，广西省人民政府成立，南宁被确定为省会。张云逸兼任广西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和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省级机关随之在南宁展开工作。
决定公布后，争论并没有立刻消失。1950年6月，政务院开会时，黄绍曾提出把省会改设柳州。黄绍原为桂系人士，后来成为政务院委员，他熟悉广西情况，因此这项建议在当时有一定影响。
张云逸得知后，专程到中南海向毛主席请示。毛主席的态度很明确：“广西省会仍在邕，暂时不动。”这里的“邕”，指的就是南宁。这个判断并不意味着南宁当时条件已经完善，而是把战略需要放在了眼前困难之上。
困难确实不少。刚解放的南宁人口只有十多万，铁路尚未通达，公路条件也不理想，机关人员往返广州、北京，常常要先到柳州再转车，有时还需要部队护送。张云逸年近花甲，长期奔波，对这些问题体会尤其深。
1951年初，他再次向毛主席说明情况：“柳州在广西中部，交通又方便，省会是否可以迁过去？”毛主席听完站起身来，说：“铁路不通可以修嘛。”随后，他要求有关方面研究开辟航线，先解决南宁与外界的联系。
这句话的分量，在于它没有回避现实困难，却没有让困难反过来决定全局。省会一旦迁移，行政中心、建设重点和边防部署都会随之改变；修路虽然慢，却能从根本上改善南宁的条件。
交通建设很快跟上。1951年春，柳邕铁路来宾至南宁段通车；到1954年，南宁至镇南关段建成通车。1952年，民航南宁站成立，并开辟通往广州、北京、昆明的航线。南宁不再是交通闭塞的边远城市，原先最有力的反对理由逐渐减弱。
1956年，张云逸不再担任广西主要领导职务，韦国清接任广西省长、中共广西省委副书记。韦国清有长期军政工作经历，也熟悉广西情况。到了1958年，他在汇报工作时又谈到省会问题，认为南宁偏南，柳州更居广西中心，荒地较多，便于建设机关、学校和工厂。
毛主席听后反问：“照你的说法，中国的首都在北京是不是也太偏了？”这不是单纯拿北京作比喻，而是在说明，政治中心的确定不能只看地图上的几何位置，更不能只看眼前的土地和交通。韦国清听明白后，没有再坚持迁移省会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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