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埃及吉萨高原，地质学家罗伯特·肖赫站在狮身人面像前。他原本受邀参与一项考察，目标是判断石像的年代与风化状况。没想到，真正引起他注意的，不是石像威严的面孔，而是躯体两侧一道道深浅不一的沟槽。
这些沟槽并不像普通风沙留下的痕迹。风沙通常会让石面变得粗糙、圆钝，侵蚀位置也较为均匀；狮身人面像躯体上的纹路，却呈现出明显的纵向冲刷感。肖赫据此提出，长期降雨和地表径流，或许曾经参与塑造石像今天的模样。
这是一种颇具冲击力的判断。因为吉萨地区如今极为干燥，降水稀少，风沙被普遍视作石像受损的主要原因。若躯体确实经历过大量雨水冲刷，那么它的建造年代就可能早于通常所说的古王国时期。
“这些痕迹，单靠风很难解释。”肖赫曾用类似观点说明自己的判断。
他的推测很快引发争议。主流考古观点通常把狮身人面像放在古王国第四王朝的建筑背景中，常与法老哈夫拉联系在一起。哈夫拉金字塔位于附近，狮身人面像与石窟神庙之间也存在建筑上的关联。因此，许多研究者认为，石像大约建于公元前二十六世纪，距今约四千五百年。
肖赫的看法则把问题推向更早的时期。按照他的分析，只有在埃及气候明显湿润的阶段，才可能形成如此强烈的雨水侵蚀。有人据此推测石像或许已有七八千年，甚至更久。不过，这种推断并不等于已经得到考古学界确认，年代问题也没有因此尘埃落定。
争论的关键，在于那些沟槽究竟由什么造成。支持肖赫的人认为，躯体上的冲刷形态与雨水径流相似；反对者则指出，地下水、盐分结晶、古代降雨以及石灰岩本身的层理，都可能共同造成类似现象。单凭外观，难以直接锁定唯一原因。
有意思的是，狮身人面像并不是一块从别处搬来的巨石。它主要是在吉萨台地上直接凿刻岩体形成，躯干部分保留了天然岩层的结构。岩层软硬不一，经过数千年风化后，不同位置出现不同程度的凹陷，并不一定意味着它曾被洪水长时间淹没。
1990年代以后，英国地质学家科林·里德也对石像展开研究。他注意到，狮身人面像的头部相对于身体明显偏小，面部与躯体的比例并不协调。这让部分研究者提出，石像最初可能带有狮子形象，后来又经过重新雕刻，才形成今天的人面造型。
但“原本是狮子”的说法，同样属于推测。头部曾被修整，几乎没有太大疑问；究竟是谁修整、何时修整，又为何选择人面形象，现有材料仍不足以给出确定答案。法老雕像常带有王权象征，狮身与人面结合，也符合古埃及将王权、神性和守护意义融为一体的传统。
关于建造者，情况也不能简单归结为“石像上刻有胡夫名字”。现存最重要的线索之一，是公元前十五世纪图特摩斯四世立下的“梦碑”。碑文讲述王子在狮身人面像前休息并得到神示，其中提到哈夫拉的名字，但文字受损，具体含义仍有解释空间。它能说明古埃及人早已把石像与王权记忆联系起来，却不能单独证明全部建造过程。
还有一种较为谨慎的观点认为，狮身人面像主体可能确实属于哈夫拉时期，但此前也许存在更早的岩体加工或祭祀利用。后来的统治者又不断修补、重刻，才使石像呈现出多层历史叠加的状态。这样既能解释部分地质现象，也不必直接接受“石像已有一万年”的大胆结论。
1980年代至1990年代，考察者还发现石像曾多次修复，尤其是躯体周围的石块和表层。修复本身说明古埃及人早就意识到石像正在剥蚀，并曾投入人力维护。可惜的是，修补材料和原始岩面混杂在一起，反而增加了判断年代的难度。
肖赫的贡献，不在于已经给出了狮身人面像的最终答案，而在于把地质学证据推到了讨论中心。过去人们更多依赖王表、碑铭和建筑关系，后来则开始把降雨、岩层、侵蚀方向与修复层一并纳入考察。历史判断因此不再只是“谁的名字离得近，谁就可能是建造者”。
狮身人面像究竟诞生于哈夫拉时期，还是保留了更早的遗迹，目前仍缺少能够一锤定音的证据。可以确定的是，它并非一件单纯完成于某一年、此后便静止不变的作品。岩石在变化，王朝在更替，修复与改刻也持续发生。1991年的那次考察，只是把隐藏在石灰岩纹理里的问题，推到了世人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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