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9月7日下午，上海，毛泽东同赵超构谈话时，话题落到了怎样面对批评。毛泽东没有摆出训诫姿态，而是突然说起一句民间俗语：“没吃过狗肉的人，都怕吃狗肉，吃过了狗肉，才知狗肉香。”赵超构一时没有反应过来，随后才明白，这里的“狗肉”指的是自我批评。
这句话听着粗朴，实际说的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没有经过批评和检查的人，往往把它看成难堪之事；真正经历过，才知道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未必是坏事。毛泽东让赵超构写检查，并不是为了给人难堪，而是希望他先熟悉这种方式，往后再面对批评时，不至于一听就躲。
毛泽东谈话有个鲜明特点：很少把道理说得玄奥。他喜欢从吃饭、走路、游泳和民间传说中取材料，再把日常经验引向政治判断。大话一旦落到生活里，听的人就容易明白，也更容易记住。
1954年夏天，北戴河海边，毛泽东谈到曹操。有人受传统小说影响，认为曹操只是奸臣，毛泽东却不赞成这种简单结论。他提到曹操统一北方、推行屯田、重视节俭等事实，认为评价历史人物不能只看戏台上的脸谱。曹操的诗文和政治作为，应该放回东汉末年的局势中考察。
有意思的是，这类谈话往往没有正式讲稿，也没有长篇铺陈。海风、沙滩和随口而来的问题，反倒成了讲历史的课堂。毛泽东并非替曹操翻案，而是提醒身边人：研究历史，不能让固定印象代替事实。
1955年，中南海的一次闲谈中，卫士王笃恭说起家乡关于“鬼火”的传闻。毛泽东没有顺着神秘色彩往下讲，而是解释磷火现象，说明人体或动物遗骸分解后，某些物质在空气中燃烧，便可能出现幽蓝色火光。他随后说：“不是鬼，是自然现象。”
一句话，把传闻拉回了常识。破除迷信并不只是批评几句，而是要让人知道现象背后的原因。对于普通人来说，能不能把“看见”与“解释”分开，正是科学态度的起点。
1956年，毛泽东在广州时提出到武汉游长江。卫士们担心水流和航行安全，意见并不一致。有人没有下水，只凭印象说江面危险，毛泽东便反问：“没下水，怎么知道深浅？”后来有人实际试水，再根据情况作出判断，游泳安排才确定下来。
这件小事常被用来说明调查研究。它的关键不在于是否下水，而在于不能靠猜测代替实地了解。对重大问题如此，对一件看似普通的小事也是如此，先掌握情况，再作决定，才不容易被表面现象牵着走。
1938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条件十分艰苦。一次讲话中，毛泽东谈到部队到洛川一带解决粮食问题，故意把“肚子”摆到台前，说打仗离不开吃饭。台下先有笑声，随后便安静下来。学员们听懂了：后勤不是附属环节，粮食供应直接关系部队能否行动。
这种说法不漂亮，却很有效。艰苦环境下，空谈决心并不能解决问题，枪支、粮食、行军和休息，样样都要落到实处。毛泽东善于把宏大的任务拆成人人都能理解的具体问题，动员也就不再悬空。
对外交涉时，他同样喜欢用通俗而明确的话守住原则。1949年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中苏之间曾讨论经济合作项目。对于苏方提出的设想，中方可以接受贷款和技术帮助，但建设主体与生产安排不能完全由别人决定。话说得客气，主权和主动权却不能含糊。
1954年，围绕联合舰队等问题，中苏之间出现过不同意见。毛泽东以“重新上山打游击”作比，意思是中国即使条件艰苦，也不会把国防命脉交给别人。这样的表达带有强烈的口语色彩，背后的立场却十分清楚。
1965年5月，毛泽东在长沙同胡志明会面。胡志明谈到越南抗战，也表达感谢之意。毛泽东没有把功劳揽到中国一方，而是强调越南人民自身的斗争和牺牲。双方还谈到战争可能持续多久，毛泽东判断美国难以长期承受战争成本。谈话并不华丽，却包含对力量、意志和时间的判断。
从上海的一句俗语，到北戴河谈曹操，再到解释磷火、试探江水，毛泽东的语言始终和具体行动相连。说批评，不停在口头上；讲调查，要求亲自核实；谈独立，便落实到决策权和建设权。赵超构后来面对的那份检查，正是这套谈话方式中最小、也最直接的一次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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