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6月，长沙，毛泽东再次来到恩师杨树达家中。屋内光线并不明亮，杨树达因哮喘发作卧病在床，毛泽东坐在床边，先问病情，再问用药，谈话没有半点领袖架子。
当得知杨家缺钱买药时，毛泽东起身走到师母身旁，将500元钱递了过去，并嘱咐尽快给杨先生治病。钱还没收好，病床方向忽然传来一句质问：“润之，你哪来这么多钱？”
这句话听着严厉，却正是杨树达一贯的性情。他治学严谨，为人清正，哪怕面对已经成为国家领导人的学生，也不愿接受来路不明的财物。
毛泽东没有生气，反而耐心解释：“这是我的稿费，是劳动所得。先生教过我，学生供养老师，理所当然。”杨树达听完沉默了，眼眶渐渐湿润。师生之间的关系，也就在这几句家常话里显出分量。
杨树达出生于长沙书香之家，早年既学习古典文献，也接触算学、英语等新知识。后来赴日本留学，回国后长期从事教育和学术研究，涉猎国文、国学、语法、金石等领域。他不是靠官场身份立足，而是凭学问和操守赢得声誉。
毛泽东青年时期在长沙求学，对国文有浓厚兴趣。杨树达的课以根基扎实、讲解清楚著称，学生愿意听，也愿意谈。毛泽东虽未长期在杨树达门下受教，却把这位先生视为学业上的重要启发者。
真正让两人关系加深的，是1919年的驱张运动。张敬尧主政湖南期间，横征暴敛，压制民众，湖南各界要求将其驱逐。毛泽东参与组织湖南学生和民众开展斗争，杨树达则以教育界代表身份参加行动。
当年冬天，湖南代表团赴北京请愿。严寒中，代表们被挡在北洋政府办公地点之外，长时间无人理会。学生们冻得嘴唇发紫，情绪越来越激动。毛泽东和杨树达没有退缩，带领代表据理力争，终于迫使对方出面接待。
面对冷漠的官员，杨树达当场质问：“湖南百姓若不是走投无路，何至于冒寒请愿？”他把学生和民众挡在自己身后，先替他们发声。毛泽东看在眼里，也明白这位老师不仅是在主持公道，更是在保护年轻人。
几个月的奔走和交涉之后，张敬尧被迫离开湖南。此后，杨树达回到教育和研究领域，毛泽东则走上革命道路。道路不同，联系却没有中断。
抗日战争爆发后，杨树达离开北京，返回湖南。他对日本侵略者保持警惕，也拒绝与一些借学术交流之名刺探消息的人来往。抗战时期，他继续教学著述，同时关注国家局势。
毛泽东在外地从事革命活动，杨树达无法直接参与，却一直留意他的消息。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杨树达十分担忧。那段历史充满危险，蒋介石集团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矛盾尖锐，毛泽东此行的安全牵动着许多人的心。
1949年后，杨树达没有随国民党方面离开大陆，而是留在湖南。毛泽东得知老师近况，也一直记挂这位早年相识的先生。1954年，毛泽东回到长沙，在处理公务之余，专门安排与杨树达见面。
相隔三十多年，杨树达已经年近七旬。毛泽东见到他时，主动握手问候，还说：“您永远是我的老师，叫我润之就好。”这不是礼节性的客套，而是对早年师生情谊的确认。
两人谈起往事，也谈到杨树达曾写给毛泽东的信。学术问题可以讨论，观点也可以商榷，但师生之间始终保留着坦诚。毛泽东没有因为身份变化而疏远老师，杨树达也没有因为学生身居高位而改变自己的原则。
1955年中秋前后，杨树达应邀赴北京，与毛泽东同船游湖。两人又谈起当年驱张运动，谈到教育、学术和国家建设。那次相聚没有铺陈排场，更多是旧友重逢般的交谈，却成为两人最后一次见面。
1956年2月14日，杨树达因病逝世，享年71岁。毛泽东得知消息后致唁电，称中国失去了一位语言文学大家。那500元钱，既是治病的急用，也是学生对老师的实际照料；而杨树达那句质问，则保留了一个学者最看重的清白与分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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