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孔勇：任濬奏折里的用人智慧|任孔勇|任濬|奏折|御史|科举|范文程|顺治|顾炎武

任濬奏折里的用人智慧

任孔勇

顺治十一年（ 1654）五月，时任都察院右都御史、户部左侍郎兼总督仓场事务的文水公任濬上疏，恳请留任同僚范达礼：“其同职新授敕印两月，但矢志急公，件件从实地做起，其初政可期，后效方幸，伏望皇上轸念漕粮重务，幸尔得人，俯赐允留，国计幸甚。”（《内阁明清档案》）寥寥数语，既是对范达礼履职初期的具体评价，更透露出一种以实绩为据、以公心为绳、以责任为锚的用人逻辑。一纸奏折的微光里，藏着一个王朝选人用人的大命题。

任濬荐举范文程长子范达礼，最可注意者在于 “件件从实地做起”。这不是泛泛褒奖，而是任濬身为总督仓场大臣，与范达礼朝夕共事、亲历亲见后作出的判断。此番举荐非道听途说，亦非凭空溢美，其背后是“举者以名闻，亦以名担责”的自觉——既以声名担保，便以责任自持。这份自觉，正是古代荐举制度中最可贵的品质：举贤不是顺水人情，而是把自己连同所举之人，一并放在了公义的秤上。奏折中“伏望皇上轸念漕粮重务，幸尔得人”一句，更见其以国事为重的公心。漕粮乃京师命脉，得人则国计幸甚，失人则贻误匪轻。

值得注意的是，范达礼系大学士范文程之子，任濬与范文程同朝为官，此等关系本易招致 “攀附权门”之嫌。然而任濬不避此忌，不因同职新来、资历尚浅而观望，亦不因荐举可能招致干系而退缩，恰恰在“避亲”与“举贤”之间完成了一次微妙的平衡。古人所谓“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任濬此举虽未必尽至其境，然以公心举能、以实绩为据，已足为后世法。

这份以实绩举贤的自觉，并非无源之水。 “任人唯贤”的理想在中国政治传统中源远流长。《尚书 · 咸有一德》即有 “任官惟贤才，左右惟其人”之说，可见至迟在商周之际，以德才为选官标准已成政治理想。此后历代选官虽或重血统、或尚军功、或取才学，然大势所趋终归于德才兼备。科举制度尤为典型：表面上以文才取士，但德行考量贯穿始终——应试资格含身家清白之筛，考试内容浸透儒家道德教化，诚可谓“以才为表、以德为里”。这种选人逻辑使科举制度在保持形式公平的同时，也维护了道德秩序，让“选贤与能”从理想一步步沉淀为制度。

任濬对选人用人的关注，不止于荐举一途。他早在崇祯年间充任江南巡按御史时，即对当时流于形式的 “观风”制度便相当不满。《苏松观风谕文》中他说得很直接：“观风一事，沿陋已久，既无关系于殿最，又不区界其熏莸。或就前案以拟古，或誊坊刻以塞责。广文之汇报不确，薄书之晷刻又短。致怀瑾者未解其元，韬贯犀者不闪其晶铓。私心且扼腕焉。”意思是，巡按考察地方文风这件事，已经变成走过场了——既不纳入官员考核，又分不清好坏。有人照着往年的案例抄一遍，有人干脆拿坊间刻印的八股文来充数。教谕上报的信息不准，巡按自己又忙，时间一紧，那些真正有才华的人，根本没人注意。

任濬的不满，并非杞人忧天。晚明的观风之试，本是万历初年为整顿科场文风而设，意在抵制佛道之说浸染科举文字。彼时科举文章里大量掺入佛道思想和怪诞文辞，官方多次下令 “正文体”却收效甚微，巡按御史便借观风考试来引导士子回归正统儒学。但巡按御史的权力越扩越大，连提学官考选生员的事也一并揽了过来。明代巡按御史本有监察地方学校、参与考务的权限，晚明时却经常越权插手提学官的事务，观风考试正是这种权力膨胀的产物。官员各管一摊的规矩既乱，观风试便成了不上不下的摆设——既不算正式科考，又管不了功名取舍，自然没人真当回事。文风学风积弊日深，正是从这种“谁都在管、谁都没管”的混乱里来的。

“私心且扼腕焉”——任濬自嘲，替那些怀才不遇的人扼腕叹息。按制度，巡按督查学政本是分内之事，可制度是制度，做不做得到又是另一回事。他这番惋惜，恰恰是拿制度的理想，照见了执行的荒废。正是因为亲历过制度空转的无奈，任濬才格外珍视“从实地做起”的真功夫。他从批判观风试的“名存实亡”，到荐举范达礼的“名实相副”，正是一条贯穿始终的用人主线：以实效为尺，以亲眼所见为凭。由此反观顺治年间那纸荐举奏折，更可见任濬用人之道的深意。

回看任濬此折，其称范达礼 “矢志急公”是言其德，赞其“件件从实地做起”是言其才，德才并举，正与这一源远流长的传统一脉相承。而任濬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所言之“德”并非抽象的道德标签，而是“矢志急公”这一具体可验的从政态度——以公事为先、以急务为念。这正是德才之辩中最具实践意义的面向：德不是挂在嘴上的，而是落在事上的。由此自然引出更深一层的机制问题：德才兼备固是理想，但谁来判断、如何担责？这便触及任濬奏折中最值得深究的制度关节——提名者的责任。

任濬此折以实名上闻，举荐者与被举者同朝共事，若所举非人，举者难辞其咎。这种 “举者担责”的机制古已有之：汉代察举有“举主连坐”之制，《后汉书》载所举之人日后犯赃，举主同坐不贷；唐代《通典 · 选举典》亦规定荐举失实者 “削夺官爵”。可见以责任约束提名，是古人早已充分运用的制度智慧。其内在逻辑至为朴素：提名权与风险应当对等，若举者无需承担后果，则“人情推荐”“滥竽充数”在所难免。任濬以实名据实举荐，所举之人亦不负所望，这一“举贤—担责—验效”的闭环，构成了古代荐举制度中最坚实的信任基石。

确立了以实绩为据、以责任为限的用人框架之后，下一个问题便是，何时用人、如何用人？奏折中 “初政可期，后效方幸”一语，对此颇堪细究。任濬在范达礼到任仅两月之际便作出“初政可期”的判断，既见其留心观察、善于辨识，更体现其给予新人施展机会的用人气度。范达礼此后在仓场侍郎任上历事多年，不负所望，印证了任濬的远见。这启示我们：人才培养的关键在于识之于早、任之以事。人才不是在观望中成长的，而是在实干中淬炼的。给有潜力者以舞台，使其在实践中经受检验，方能辨其真伪、锻其才干。当然，识之于早并非凭直觉冒险，而是像任濬那样基于实际观察作出审慎判断——既不因资历尚浅而埋没，亦不因一时表现而盲目重用。分寸之间，考验的是用人者的眼光与定力。

“件件从实地做起”一语，更深一层，指向中国文化中一以贯之的务实精神。先贤论人，历来强调体察入微。《论语》有“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之训，亦载孔子“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的观人之法；太公《六韬 · 龙韬 · 选将》提出 “八征”之法，主张从外貌、言辞、交游、举止等维度全面考察，“必见其阳，又见其阴，乃知其心”，不可徒取表面——皆以真实为根本，以虚妄为大戒。历史上赵括纸上谈兵而致长平之败，正是脱离实际的典型教训。赵括之失，非徒在纸谈之虚，更在其终未经受实地之验。“从实地做起”所直指的，正是此病根。中国人由此排斥虚浮、鄙视华而不实，并非偶然，任濬赞范达礼“从实地做起”，正是这一文化传统在具体人事评价中的生动注脚。

值得注意的是，任濬本人正是务实精神的坚定倡导者。他在为《皇明经世文编》所作序言中，痛斥晚明士大夫 “闻见空疏，徒知自勉”，“敷奏则隔靴，诘责则透裘”——进言说不到要害，受责又答非所问；编纂此书，正是要挽救“知”与“行”割裂的危局，让往昔的贤臣名将“呼其名于纸上，俨然廷立”，成为后人的“谋断先资”。这种以实学救世、以经世致用为旨归的取向，与奏折中“从实地做起”的举荐标准一脉相通。这一主张与明清之际顾炎武等实学家反对空谈心性义理、提倡“经世致用”之学遥相呼应——顾炎武痛斥理学末流“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认为其罪“深于桀纣”，强调学问必须有益于国事治理。二人身份各异、立场不同，却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命题：学问与政务，必须以实效为归。推而广之，务实不仅是为政之道，也是为人之道。人之才与不才，非言语所能定，非门第所能限，须以实迹验之。修身务本、言行相顾，说实话、办实事，方为立身之本。

文水公任濬一纸奏折，篇幅虽短，却蕴含丰富的用人智慧：以实绩举贤、以公心为先、以责任约束提名、以务实为立身之本。这四者并非各自孤立，而是一套完整的逻辑链条 ——因为以公心为先，所以能摒弃私见、唯实是举；因为以实绩为据，所以敢以声名担保、以责任自限；因为名实相副，所以识人于早而不失审慎；因为务实为本，所以一切制度设计都指向实效而非虚名。古今制度迥异，不必简单比附，但择其善者而从之，正是读史的价值所在——不为复刻古人，而为激活穿越时间的智慧。一纸奏折的微光，照见的正是这样一种可能：最好的用人智慧，往往藏在最朴素的几个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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