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4月19日，上海华东医院，贺子珍在长期病痛中走完了七十五年的人生。消息传出后，上海方面按照当时对离休老同志后事从简的原则，提出了较为简朴的处理意见。就在这件事上，贺子珍的侄女贺小平提出了不同看法。
贺子珍晚年长期生活在上海。由于早年战争留下的伤病，加上多种疾病困扰，她的身体一直不算好。医院里的医护人员与她相处多年，许多人习惯称她为“贺妈妈”或“姨妈”。称呼听起来亲近，也说明她并没有把自己当作高高在上的人物。
她在医院住院期间，生活十分安静。熟悉她的人回忆，贺子珍不愿给别人添麻烦，身体稍有不适，也常常强忍着。她经历过井冈山斗争、长征和革命战争年代，身上留下了多处伤病。那些往事，她很少主动谈起，更多时候只是静静坐着，听身边人说话。
1984年4月，病情突然恶化。高烧反复，身体各项机能不断下降，医院随即将情况上报。远在北京的家人得到通知后，赶往上海探望。此时的贺子珍已经十分虚弱，能够清醒交谈的时间越来越短，亲属们也意识到，这一次可能是最后的见面。
4月19日凌晨，贺子珍病逝。她没有留下长篇遗嘱，也没有对身后之事作出特别安排。对于一位长期远离公众视线的革命老人来说，她的离世同样保持着低调。医院完成必要手续后，相关部门开始与家属商议安葬和告别事宜。
当时的原则很明确：丧事从简，不铺张，不举行过于隆重的仪式。上海方面提出，遗体火化后，骨灰可以暂时安放在上海，后续再由家属和有关方面研究处理。这样的安排符合当时对老同志后事的普遍做法，并非针对贺子珍个人。
有意思的是，贺小平没有接受这个方案。她长期照料姑姑，对贺子珍的经历十分熟悉。在她看来，姑姑可以不讲排场，但不能让一位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老战士，悄无声息地结束一生。她向有关方面表达了意见，大意是：仪式不必铺张，但应当让战友和后人有一个正式送别的机会。
“从简可以，不能没有应有的纪念。”
这句话在多种回忆材料中被反复提及。关于当时交涉的具体过程，不同材料记载并不完全相同，但有一点较为清楚：家属的意见被认真听取，原先较为简单的安排随后作了调整。
有关方面决定，在上海举行简短的告别仪式，之后将骨灰送往北京安放。仪式没有大规模铺陈，参加者也受到严格控制，但革命老同志、有关部门和军队方面送来了花圈。既体现了节俭原则，也保留了对贺子珍革命经历的正式礼遇。
这其中有一个分寸问题。贺子珍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历史旁观者，她曾在井冈山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经历过长征，也曾在战争年代承担通信、护理等任务。她的人生并不只属于一个家庭，也属于那段艰苦的革命历史。因此，家属要求保留必要的告别形式，并非为了铺张，而是希望历史人物得到与其经历相称的尊重。
告别仪式结束后，贺子珍的骨灰被送往北京，安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整个过程较为简朴，没有大范围报道，也没有复杂的仪式安排。亲属陪同送别，参加者在骨灰安放处肃立片刻，随后依次离开。
贺小平的“不同意”，改变的不是丧事规格，而是告别方式。她并没有要求举行盛大追悼会，也没有提出特殊待遇，只是坚持认为，节俭与尊重并不冲突。贺子珍沉默了一生，身后这场不大的交涉，反而让她在革命队伍中的位置留下了清晰印记。
墓地安静下来后，留下的是一位老战士的姓名、经历和骨灰。没有喧闹的场面，也没有过多的修饰。那场告别，最终按照简朴而正式的方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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