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听见“陪床保姆”这四个字，是从我妈嘴里。她说这话的时候正在择芹菜，手指头把黄叶子一片一片掐下来，扔进脚边的塑料袋里。那天是二月初，暖气还没停，窗户上蒙着一层水汽。她说的是我们楼上的赵叔。七十三岁，退休金八千六，老伴走了两年零四个月，最近家里住进来一个五十一岁的女人，姓刘，河南口音，管赵叔叫“大哥”。
我妈说：“你赵叔精着呢，不领证。”
我说那不领证人家图啥。
我妈说：“图钱呗，一个月给四千五，管吃管住，比在老家种地强。”
我第一次在楼道里碰见刘姐，是三月十一号下午。她正蹲在门口擦赵叔那双黑皮鞋，鞋油是红鸟牌的，铁盒子开了盖搁在脚边。她擦得很细，鞋带都拆下来单独搓过。看见我上来，她笑了一下，说“下班啦”，然后继续低头擦。
那双鞋擦得能照出人影来。
赵叔坐在屋里沙发上，电视开着，放的什么戏曲频道，声音调得很小。茶几上摆着一碗小米粥，已经凉透了，上面结了一层薄薄的膜。刘姐擦完鞋进屋，端起那碗粥，没说一句话，倒进了厨房的泔水桶，又重新盛了一碗热的端出来。
赵叔接过去，喝了一口，说：“有点烫。”
刘姐说：“我给你吹吹。”
赵叔把碗递回去。她就站在沙发边上，弯着腰，拿勺子舀起来，凑到嘴边轻轻吹两下，再递过去。赵叔接过来喝，喝完再递回去。一碗粥喝了十来分钟。
那个画面我到现在都记得。
刘姐是赵叔女儿找来的。赵叔女儿在省城，一年回来两趟，清明一趟，中秋一趟。老伴走那年，女儿要把赵叔接过去住，赵叔不去，说住不惯楼房，说亲家母也在那边，不方便。其实他就是舍不得这个三居室，单位分的，九十年代末房改时买下来，现在值不少钱。
女儿拗不过他，就说那找个保姆。中介介绍了几个，赵叔都不满意。有个五十三岁的，干活麻利，赵叔嫌人家话多，一天到晚讲自己儿子在南方怎么怎么样。还有个四十九岁的，做饭好吃，赵叔嫌人家周末要回自己家，说那你还不如不来。
后来是赵叔自己挑的刘姐。
我听我妈说，赵叔去中介那边坐了整整一下午，翻来覆去问人家家里几口人、有没有外债、身体怎么样。中介的人后来跟我妈说，那个赵老头，比招女婿还仔细。
刘姐来的第一个月，赵叔给她买了三身衣裳。都是去小区门口那家老年用品店买的，那种宽松的棉麻料子，不贵，一身也就两百来块。刘姐穿上在镜子前照了照，说“大哥这颜色太艳了”，赵叔说“艳点好，看着精神”。
第二个月，赵叔把工资卡给了刘姐。
这事是我妈从楼下王姨那听来的。王姨说赵叔亲口跟她讲的，说刘姐买菜买肉，总得给人家钱，一天给一次太麻烦，干脆把卡放她那，花多少她自己取。
王姨说：“老赵你就不怕她把你卡里的钱转走？”
赵叔说：“她不会，她身份证都在我这呢。”
这话传出来，楼里几个老太太私底下议论了好一阵。有人说赵叔糊涂，有人说赵叔精明，说他把身份证扣着，就等于把人拴住了。
我有一回在电梯里碰见刘姐，她拎着两袋子菜，一袋是排骨，一袋是茼蒿。电梯里就我们俩，她突然跟我说了一句：“你赵叔人挺好的，就是晚上睡不着，老叫我起来给他倒水。”
我说那你不累吗。
她说：“习惯了。我以前在老家伺候我婆婆，瘫了三年，我都没睡过一个整觉。”
她说这话的时候，电梯到了六楼，门开了，她拎着菜出去，胳膊上勒出两道红印子。
赵叔的儿子是四月底回来的。说是儿子，其实是赵叔和前妻生的，离婚后跟了妈，姓也改了，几十年没怎么来往。这次回来，进门就问刘姐是谁。
赵叔说：“我雇的保姆。”
儿子说：“保姆住主卧？”
赵叔不说话了。
那天晚上我听见楼上吵了很久。隔着楼板，听不清具体说什么，只听见有东西摔了，闷闷的一声，像枕头砸在墙上。后来刘姐下楼来，在楼道口站了半个钟头，没穿外套，就一件薄毛衣。我妈看见她，招呼她进来坐。
刘姐坐在我家沙发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指甲剪得很短，整整齐齐涂了一层透明指甲油。我妈给她倒水，她不喝，说“姐我不渴”。
我妈问她怎么了。
她说：“他儿子让我走。”
我妈说：“那老赵什么意思？”
她说：“他说让我别走，工资加五百。”
我妈问：“那你走不走？”
她想了想，说：“我闺女今年高考，考上了要学费。我再干一年。”
后来她没走。
赵叔儿子第二天就走了，临走扔下一句话：“以后他的事我不管了，房子我也不要了。”
赵叔站在门口，看着儿子进电梯，电梯门关上之后，他站了很久。刘姐过去扶他，他甩了一下胳膊，没甩开，就让她扶着回屋了。
五月中旬的时候，赵叔感冒了一场，低烧，拖了十一天。刘姐天天给他熬姜汤，晚上就睡在他床边一张折叠床上。我去看过一回，赵叔躺在床上，脸瘦了一圈，刘姐坐在小板凳上给他削苹果，苹果皮削得特别薄，一圈到底不断。
赵叔看见我，抬了抬手，说：“来了啊。”
我说赵叔你好好养着。
他说：“没事，死不了。”
然后他看着刘姐，说了一句：“她要是不在这，我这次可能就扛不过去了。”
刘姐没抬头，继续削苹果。
赵叔病好之后，做了一件事。他带着刘姐去了社区旁边那家养老公寓，咨询入住的事。那家养老公寓一个月要五千八，包吃住和基础护理。赵叔回来跟王姨说，他想好了，等再过两年，走不动了，就和刘姐一起搬进去。
王姨说：“那刘姐算什么身份？”
赵叔说：“就填家属。”
王姨说：“人家公寓能同意吗？”
赵叔说：“我多交一个人的钱，有什么不同意的。”
王姨后来跟我妈说这事，我妈沉默了半天，说了一句：“老赵这是怕了。”
我问怕什么。
我妈说：“怕死的时候身边没人。”
八月的时候，我查过一次资料。网上说，人在临终前，身体会按自己的节奏关机，先是消化系统，然后是循环系统，意识会到最后才走。我看了好几篇，说法都不太一样，有的说三天，有的说七天，没个准数。我把这个跟赵叔提了一嘴，他正坐在楼下晒太阳，眯着眼说：“管它几天，有人守着就行。”
刘姐在旁边给他扇扇子，扇子是蒲葵的，边上用布条缝了一圈。
赵叔又说：“我女儿在省城，请不了假。儿子更不用指望。我要是半夜走了，至少有人能给120打个电话。”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
那天下午三点三十三分，我记得清楚，因为我看了一眼手机。赵叔突然说想吃西瓜。刘姐说西瓜凉，你胃不好。赵叔说就吃一小块。刘姐就上楼去切。等她端着西瓜下来的时候，赵叔靠在椅背上，头歪向一边，蒲扇掉在地上。
刘姐手里的西瓜摔在地上，红瓤溅了一地。
赵叔没死，是睡着了。
刘姐把他推醒，他迷迷糊糊睁开眼，看见刘姐满脸是泪，还笑了一下，说：“哭啥，我还没死呢。”
后来刘姐跟我说起这件事，是在赵叔出院之后。赵叔住了三天院，社区医院，就是普通肺炎。出院那天，刘姐收拾东西，我帮忙去接。她从床头柜里拿出一个铁皮盒子，打开给我看，里面是赵叔的身份证、工资卡、还有一张折得整整齐齐的纸。纸上写着赵叔女儿和儿子的电话，还有一行字：如果我走了，这个月工资照发，另外给两万。
字是赵叔写的，歪歪扭扭，但很清楚。
刘姐把盒子盖上，放回包里，说：“他这人，什么都算好了。”
我问她：“那你呢，你算好了吗？”
她说：“我算什么，走一步看一步。”
赵叔出院之后，他女儿回来了一趟，待了两天，给刘姐包了个红包，没说什么。儿子没来，打了个电话，说了几句就挂了。
如今赵叔还是每天早上喝小米粥，还是刘姐吹凉了递给他。楼下晒太阳的时候，他会跟人说：“这是我请的保姆。”别人问一个月多少钱，他说：“没多少，够吃饭。”别人再问，他就不说了。
刘姐还是穿着那几身棉麻衣裳，头发挽在脑后，指甲上涂着透明指甲油。她每天早上六点起来，晚上十点睡。赵叔睡不着的时候，她就起来倒水。折叠床还支在赵叔床边，白天收起来靠在墙上，晚上再打开。
那张床的四个腿，在地板上压出了四个浅浅的印子。
我有时候想，赵叔到底是精明还是怕。刘姐到底是图钱还是图个落脚的地方。他们之间那点事，说感情太轻，说交易太重。可能人到了那个岁数，都学会了把话说得含糊，把账算得清楚，把日子过得下去就行。
那天我下楼，看见刘姐在门口擦赵叔那双皮鞋。擦完了，她把鞋端端正正摆回门口，鞋尖朝外。然后她站起来，捶了捶腰，进屋去了。
门没关。
你们说，赵叔最后写在那张纸上的两万块，到底算工资，还是算别的什么。刘姐一直没走，到底是为了闺女那笔学费，还是为了别的。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你们家里老人最后那段日子，身边守着的，是亲人还是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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