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58年，寿春城内粮食将尽，诸葛诞被司马昭大军围困。城外是魏军主力，城内却并非人人同心。有人主张突围，有人想继续死守，也有人已经盘算投降。淮南三叛走到这里，实际上已不是单纯的兵力较量，而是地方将领、宫廷权力与个人命运的正面碰撞。
三次叛乱都发生在淮南，却并不是同一场行动的延续。王凌起兵于251年，毌丘俭起兵于255年，诸葛诞则在257年发动兵变。相隔数年，参与者、政治环境和手中兵力早已不同，所谓“联手”，缺少最基本的时间条件。
王凌最早出场。他长期镇守扬州，掌握地方军政力量，对司马懿专权十分不满。但他的目标，并不是让曹芳恢复实权，而是废掉年少的齐王曹芳，改立楚王曹彪。
这一步很关键。王凌打着匡扶魏室的旗号，实际想通过拥立新君掌握朝廷。曹彪是曹操之子，年长而有声望，王凌若能成功，便可能成为新君身边的首要权臣。这样的计划，和单纯维护曹魏宗室并不是一回事。
王凌与兖州刺史令狐愚秘密谋划，还曾以讨伐东吴为名调动军队。可令狐愚不久病亡，继任者黄华将计划告知司马懿，事情随即败露。司马懿没有给王凌从容集结的机会，迅速率军南下。
王凌知道形势已经逆转，在颍水附近投降。史书记载，途中他曾质问司马懿：“我若有罪，公当写信召我，何苦亲自前来？”司马懿回答：“我宁负卿，不负国家。”这番话是否完全出于当时原声已难考，但它清楚表现了司马氏的政治话术：把控制皇帝，说成维护国家。
251年，王凌兵败后自杀，曹彪也被赐死。司马懿借此铲除了扬州最具威胁的反对力量。更重要的是，曹魏宗室与地方军头都看见了一个事实：司马氏已经能够迅速调兵、控制朝廷，并把叛乱者连根清除。
毌丘俭的处境又不相同。他在魏明帝曹叡时期受到重用，曾任幽州刺史，后镇守淮南。曹叡对他的提拔，使他对魏室有较深感情。司马师掌权后，废黜曹芳，并杀害夏侯玄、李丰等人，毌丘俭与这些人关系密切，心中的不安由此变成了行动。
255年，毌丘俭与文钦在寿春起兵。他们并非只为个人升迁，也不是要另立皇帝，而是反对司马师废帝专权。毌丘俭甚至要防备东吴趁机进攻，这说明他仍把自己看作魏国将领，而不是地方割据者。
然而，忠于魏室并不等于愿意与所有反司马者合作。王凌已经死去，毌丘俭不可能与一位意图另立君主的前辈结盟；而诸葛诞当时还是平定王凌、毌丘俭的将领，立场更谈不上可靠。
毌丘俭起兵后，司马师调集大军，在项城击败叛军。文钦逃入东吴，毌丘俭则在逃亡途中被杀。司马氏处理这次叛乱的速度很快，没有给其他地方将领形成呼应的机会。
诸葛诞的反叛，又带有明显的自保色彩。他曾参与平定前两次叛乱，后来升任征东大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成为淮南最有实力的将领。可正因为兵权太重，他也成了司马昭眼中的隐患。
司马昭准备征召诸葛诞入朝担任司空。表面上是升迁，实际意味着交出军队。王凌、毌丘俭的结局摆在眼前，诸葛诞很清楚，自己一旦离开扬州，手中没有兵权，能否保全性命就不再由自己决定。
于是，诸葛诞于257年起兵，杀死扬州刺史乐綝，召集旧部，修筑寿春防线，并向东吴求援。他不是为了拥立某位曹魏宗室，也没有明确提出恢复旧有政治秩序，最直接的目的，是拒绝交权并保住自己的性命与地位。
三个人的目标，恰好构成三种不同心态：王凌想借废立皇帝成为权臣，毌丘俭想维护魏室名分，诸葛诞则担心交出兵权后遭到清算。口号可以相近，真正要保护的东西却完全不同。
他们之间还缺乏互信。王凌若成功，毌丘俭未必接受新君安排；毌丘俭起兵时，诸葛诞正在为司马师效力；等到诸葛诞起兵，前两人早已身死，旧部或被诛杀，或已四散。淮南并没有一支能够持续存在的共同力量。
公元258年，寿春陷落，诸葛诞突围时被魏将胡奋部下斩杀，三族遭到诛灭。至此，司马氏先后借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之手，清除了淮南最重要的三股反抗力量。曹魏地方军权由此进一步收归中央，司马炎于265年代魏建立晋朝，也少了一层最直接的军事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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