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人的比拼，归根结底，到最后比的是生命的长度。个体与个体之间，就是要活得长久，比谁晚下牌桌。 中国改革开放能够勇闯险滩，与小平同志本人身体强健也非常有关系，让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坚持到正确路线根深蒂固。到1996年小平同志离世的时候，改革开放大局已定。就如同后来领导讲的，黄河之水不会倒流。
群体与群体的比拼，就是要有传承，有后来人。只要有后人，死是死了，总归还有人在诉说，在记述，在等待。草蛇灰线，虽然纤弱，但绵长不断，总归留着个线头，等到风水轮转，哪一天还能重见天日，就有新的说法，新的荣光，就能柳暗花明。
如果这个线头没了，那大概率就是死就死了，从此盖棺论定。
1
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被打倒为“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彭总，1974年11月29日受迫害致死。周小舟，文革开始后不久，不堪批斗折磨，1966年自杀。张闻天，1976年文革中饱受折磨逝世。
只有黄克诚将军，虽然也受尽了折磨，但生命力极其顽强，等到了平反昭雪。老年还写了《黄克诚自述》，总结庐山会议最大教训“党内从此少了敢言之士，逢迎、看风向的风气盛行”。
（1937–1938 年，山西五台山时期）黄克诚任 八路军115师344旅政治委员
这里补充说明一下，老一辈革命家的确胸怀坦荡。那些在庐山会议上耿直进言挨整（包括后来历次运动）的人，却正是后来毛泽东逝世后依然能够客观评价毛泽东的人，黄克诚将军就是其中重要一员。
1980年，黄克诚的《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讲话，坚决反对丢弃毛泽东思想旗帜，旗帜鲜明主张客观评价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历史贡献，为转型时期稳定思想人心做出了重要贡献。
彭总庐山之后，从中南海搬去北京大学西门胡同近的吴家花园，行动受限。夫人浦安修便与彭总分开了，此后十多年未再在一起，连书信都不敢写，以示划清界限。
但彭总本人却意志强悍，生命力强盛，要求到中央党校学习，弥补长期军旅无暇学习的遗憾，苦学唯物主义，阅读马恩列的原著。
在严格的学习思考中，1960年间写下了五万字的笔记，继续分析庐山会议的错误。彭总认为；“我国生产关系的变革远远走在了生产力发展的前面，这是错误的；全民大办不是群众自觉，而是严重的强迫命令、脱离群众；这不是群众运动，而是运动群众......”。
彭总的坚定、清醒、独立判断能力举世罕见。这和革命先辈人生经历波澜壮阔，自身见识过、经历过很多时代大事件分不开。我读过一些知识分子的回忆录，他们在巨大的压力下，往往会彷徨和自我怀疑。
在时代的政治潮流之下，特别是面对巨大的政治权威，很多人会从否定、怀疑到真诚的醒悟检讨，会真的抛弃自己多年的严格逻辑训练和内心的道德自觉，认为自己错了，自觉融入强大的政治潮流。
彭德怀死后，除了罪证记录，所有可能彰显彭总人格伟业的文字和遗物都尽数毁弃，骨灰被化名王川，骨灰远送成都东郊火葬场寄存。
那么，今天我们怎么知道这些？
因为虽然彭总没有亲生子女，但毕竟有后人怀念，彭总的侄女彭梅魁在多年后写下了《我的伯父彭德怀》，而反映彭总思想记录的关键的八万字手稿，正是由彭梅魁冒着生命危险辗转保存下来。
1962年，彭总将手稿交给彭梅魁，他说：“这是我对自己一生历史的回顾和总结，等将来用得着时拿出来，为我争回清白。”彭总相信我们这个民族，相信后人的勇气和智慧。
彭梅魁辗转保存手稿，乱局中多次转移保存地点，才得以留存下彭总的真实心迹。直到1979年局面好转，她找到黄克诚将军，由黄克诚转交给了当时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胡耀邦收到后，手不释卷，用了近一整天读完，感慨万千。
对带着遗憾去世的前人来说，有没有后人记录、讲述，非常重要。
2
《史记》，“二十四史”之首，“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中国史学的开天辟地之作，后世奉为典范。
然而，《史记》刚写出来的时候，是不可示人的禁书。
司马迁是带着为天地立命的壮志和忍辱负重的决心写史记的。按当时世界的标准，史记是叛逆的，史记充负能量。所以，司马迁知道《史记》的命运，在给好友任安的信中吐露心迹，《史记》只能“藏之名山”，待后世有机会方可“传之其人，通邑大都”。
果不其然，史记得见天日，还要到近三十年后。
《史记》成书后，由司马迁唯一的女儿司马英珍藏，后来司马英嫁给了杨敞，两人生育两个儿子，大儿子杨忠，小儿子杨恽。
汉宣帝时期，杨恽才向皇帝献出了《史记》，因为到此时，汉武帝及其残余势力才基本清除。
此时，离史记成书已过去约三十年。
汉宣帝的敌对势力正是让《史记》无法面世的势力，就是汉武帝及霍家仆从。汉武帝既是汉宣帝的高祖父，又是他的杀父仇人。
巫蛊之祸，汉武帝逼死了自己的儿子刘据，其后又诛杀了刘据的长子刘进一家。刘据就是宣帝的爷爷，刘进就是汉宣帝的爸爸。刘据死时37岁，刘进死时21岁。宣帝刘询刚刚出生不到一岁，除了他自己得以脱逃，汉武帝对他家事实上是全家灭门。
即使《史记》面世，但两汉时期，儒学氛围高涨，《史记》依然没有后世的声望和地位。魏晋时期，经学式微，史记才开始算一门学问，颇有尊誉。
一直到唐代，因为韩愈、柳宗元等文学大家对《史记》的推崇，《史记》才被主流意识形态视为经典，获得今天的名望和声誉。所以，《史记》诞生后七八百年，才从一本禁书变为中华民族无可撼动的经典。
汉武帝一世雄主，英名最终受损于史记，因为史记在帝王伟业、成王败寇之外，为天下苍生树立了无法忽视的崭新标尺，后人得以持续地参照和矫正我们的文化道德，从而更加公正的评价那些历史巨人。
汉武帝只是影响一代人，司马迁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3
陈公博在近代史里，是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大汉奸，臭名昭著。
但是他有个孩子，叫陈干。
陈公博于1946年6月3日执行枪决，时年54岁，全国舆论喊杀喊打，陈公博家族在中国无立锥之地。
当时陈干只有17岁，本已考上清华大学电机系，但辗转思量，最终还是决然赴美。
到美国后，陈干在康奈尔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求学，获得理学博士学位。又先后在西屋实验室、斯坦福研究所工作，后又任教于匹兹堡大学、密歇根大学等美国高校，在学术、工程领域很有建树，跻身顶尖科学家之列。
国门开放之后，1980年，陈干重回中国，名字登上了《人民日报》，和杨振宁、陈省身等学者并列。后来，陈干还多次访问中国，并参与祖国一些重要的科研项目。
作为陈公博的孩子，陈干毫无避讳，十分敬重和怀念父亲，一直注重集结出版陈公博的生前文字。
1980年，陈干整理了陈公博生前撰写的回忆录，题名《苦笑录》在香港出版。2013年，陈干年届85岁，又整理出版了《陈公博诗集》。
陈干曾有一个博客，专门整理家族的资料。2011年，建党伟业上映，里面有陈公博的形象，陈干非常激动，在自己的博客上，将电影《建党伟业》中的陈公博夫妇形象与自己父母的真实照片进行比较。
我也是读了陈干整理的《苦笑录》里，陈公博1941年写给儿子的一封信《干儿同览》，又重新多思考了一下陈公博。
在这封信里，陈公博对儿子说：你要愛護國家，國家若亡，人也不會存在，我是一個愛國者，盼你也做一個愛國者。“
这与我过往接触到的信息反差还是很大的。陈干的整理和继承至少又多影响了一个人对陈公博的看法。
人生最终还是要有后来者，只要有后来者记述、传承，就还没有彻底失败。
归根结底，一个民族对未来方向的选择，其实是观念的战斗，观念的战斗其实是生命力的比拼。
时代的潮流来自汇聚每一个个体，一个民族的未来走向，取决于有没有足够多的后来者坚持正确的信念和思想。
力量的优势之前，首先是思想信念的优势。生生不息，才可能赢。
参考：
《我的伯父彭德怀》（彭梅魁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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