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0日吃了个阿丘的瓜，1天之后就反转了。
说的是广西桂林市中华文化促进会发布公告，指责原央视主持人阿丘（本名邱孟煌），“擅自使用‘央视’‘中华文化促进会’名义开展宣传、为活动做信用背书，对社会公众造成明显误导”。
但10月1日上午，该措辞严厉的公告即消失。
下午2点，阿丘本人发文回应，说活动符合规定，要求对方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并保留法律追究的权利。
下午3点，中华文化促进会文旅创新工委会发声：
邱孟煌为本工委会正式任职的副主任，具备完整合法的任职资质，其参与的活动是工委会全程发起、主导的非盈利性公益文化活动，“不存在任何冒用机构名义、虚假背书的情况”。
桂林文促会随后发布致歉信，承认发布了不实公告，已启动内部问责。
阿丘是中华文化促进会的副主任，告他的是地方分支机构。
说白了，就是儿子告了老子。
凭一个“接群众举报”，就可以迅速定性、通报。不核实，不通气，不走流程？
所谓学会协会，内部管理之混乱可见一斑。
保守估计，全国各类学会、协会的总量超过36万。仅行业协会商会一类就超过10万家，科协系统学会约1.8万个，还有800多家全国性协会商会。
这体量惊人、长期处于监管盲区的地带是如何运转的？每天在发生着什么？
和管理失控相比，更严重的是权力失控。
就在9月28日，教育部原党组成员、副部长鲁昕被查。
彼时她的身份是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会长。2015年卸任副部长后，2018年当选会长并连任，直至此番被查。
翻翻网络，鲁会长在职教领域的各种视察、讲话风头很劲，陪同领导级别很高。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是民政部批准成立、教育部业务主管的社会组织。
也就是说，退下来的鲁昕，又通过学会重新掌握了行业话语权。课题评审、标准制定、分支机构设立、会议举办，每一项都带着“准公权力”的影子。
近来密集曝光的案例，可谓触目惊心。
单一个宁夏餐饮饭店协会，2026年2月被曝超额配置89名“副会长”，还不包括10名“名誉副会长”。
中国亚洲经济发展协会更夸张。2019年，一次性选出会长1名、执行会长1名、常务理事7名、副会长100名，百余人“喜提官帽”。
这不是雨露均沾，副会长4万元/年，理事2万元/年。要承办二级机构，每年10万元会费。
中华医学会，2014年就被审计署披露，两年内通过160场学术会议违规收取医药企业赞助8.2亿元，单场会议冠名费达20万至100万元。
西南某施工行业协会批发“帽子”，交1.98万元当副会长，交4万多当常务副会长。
学会协会从服务行业的公共组织，蜕变成了批发“官帽”的交易所、收取赞助的收费站和退休官员的养老院。
“官会一体”是它们的一大特征，退休官员到学会协会任职，凭借原有资源和关系网“发挥余热”，谋取私利。
据统计，全国超三成的行业协会领导层，都是退休官员。有些人在位时布好局，退下来收网，叫期权腐败。
权力食髓知味，换了个马甲继续上下其手。
一些“有心人”心领神会，对学会协会趋之若鹜，主动“进贡”。某律师行贿60万元，就为了当上地方律师协会会长。
无利不起早，某些“会长”“秘书长”“理事长”动起歪脑筋。
有的对企业“设卡收费”，有的明码标价卖会员，搞有偿评比表彰，有的欺行霸市，排斥打压非会员。
几年前，国务院督查组发现，成都交管部门要求快递、外卖企业办理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时向当地的“即时配送协会”备案；该协会秘书长借机吃拿卡要，备案一辆车收120元，有企业迫不得已交了7万多元。
国家出手了。2026年年初，把“学会协会”增列为反腐重点，与金融、国企、能源等传统重点领域并列。
一个长期被忽视的“灰色地带”，终于被推到聚光灯下。
随之，中国制药装备行业协会副秘书长遆倩鹤被查，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端小平、中国国际跨国公司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张笑宇等“中字头”学会协会领导也相继被查。
中央社会工作部6月公布，驻中央社会工作部纪检监察组和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纪委2026年以来累计受理相关问题线索879件，处置736件，立案50件14人。
学会协会有其存在价值，服务行业，反映诉求，沟通协调，是连接政府、企业和市场的纽带。
但如果，一个学会协会长期不开展实质性活动，内部治理瘫痪，服务能力得不到会员、企业和政府认可，只会占用或浪费社会公共资源，破坏公信力。
这就背离了初衷，成了寄生在行业上的权力寻租机器。
前央视主持人阿丘的一些言行，也有各种褒贬。
但一条没有核实的群众举报，就能让一个合法任职的副主任被公开“通报”，暴露的是管理混乱，更是权力的傲慢。
让人想起上半年福建杨梅泡药水事件，当地杨梅协会会长“可怜兮兮”地说：“请高抬贵手，放果农一条生路。”
这么些年，该会长真的不知情？又做了些什么？放果农一条生路，谁放消费者生路呢？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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