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春节，北京中南海门前，岑云端和赵淑琴被值勤人员拦了下来。她没有带介绍信，也没有显赫身份，只能赶紧解释：“我是毛主席的广西女儿，来看看他。”这句话听起来亲近，却并非随口攀认，而是源于十多年前一段特殊的相识。
岑云端原名岑荣端，1951年还是广西贺县八步云小学的学生。她擅长跳舞，被解放军第49军第145师文工团选中。朝鲜战争爆发后，她一度调入军部卫生队，后来随部队北上，在东北军区高级护士训练班学习。
命运的转折来得很快。1954年，她调入沈阳军区空军文工团，重新拿起舞鞋。1958年，她又进入空军政治部文工团舞蹈队，从东北来到北京。那时的她只有19岁，训练刻苦，性格朴实，很快被选派到中南海参加舞会。
中南海的舞会，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聚会。中央领导长期工作繁忙，工作人员希望他们适当活动筋骨，因此从北京各文艺单位挑选舞蹈演员伴舞。岑云端第一次踏进颐年堂附近的舞厅时，既紧张又好奇，只能安静坐在一旁等待。
毛泽东出现后，现场响起掌声。他笑着向大家招手，随后坐到沙发旁。音乐响起，老同志们陆续邀请领导同志跳舞。轮到岑云端时，一位前辈把她带到毛泽东面前介绍：“主席，这是新来的同志。”
毛泽东问她：“你是哪的人？”岑云端小声回答：“广西贺县。”又问到姓氏，她担心普通话说不清“岑”字，便伸手在毛泽东掌心写下这个字。毛泽东看明白后，又问她叫什么名字。
“岑荣端。”
毛泽东想了想，说：“叫云端不是更好吗？像彩云一样，飞到天上去。”
这次谈话让岑云端放松不少。跳舞时，她始终小心避开毛泽东的脚步，生怕踩到对方。毛泽东看出她拘谨，便聊起广西历史，问她是否知道清代官员岑春煊，还判断她的祖先可能属于壮族。
岑云端当时坚持说自己是汉族。回到文工团后，她写信询问父亲，才知道家族祖籍在贵县南江一带，那里是壮、汉两族杂居地区，祖上确有壮族渊源。再次见面时，她把情况告诉毛泽东，毛泽东笑着说：“我说对了吧。”
这件小事，使两人的关系多了一层亲近。毛泽东还向她讲大藤峡瑶民起义、广西农民运动以及韦拔群的事迹，谈到民族政策时强调，只有关心少数民族的切身利益，才能得到群众拥护。岑云端后来回忆，自己那时才发现，舞池中的毛泽东并不只是书本里的伟人，也是会拉家常、讲历史的长辈。
有一次，毛泽东准备会见外宾，岑云端发现他的头发有些凌乱，便顺手帮他整理。毛泽东低下头，轻声哼唱《满江红》。这段相处持续到1966年。岑云端结婚后转入春蕾文工团，后来去了新疆；1969年复员回广西，先后在平桂矿务局报纸和广西艺术学院工作。
离开中南海多年后，她始终惦记那位长辈。1973年下半年，岑云端写信问候毛泽东，落款仍是“您的广西女儿岑荣端”。王海容转告她，毛泽东还记得她，并托人问好。随后，毛泽东通过赵淑琴邀请她春节到中南海做客。
1974年1月31日，也就是农历大年初四，岑云端终于再次来到中南海。门卫通报“主席的广西女儿来了”，毛泽东立即让她们进来。见面后，他握住岑云端的手，说：“我们终于又见面了。”这次她和赵淑琴住了五天，陪毛泽东谈广西近况和群众生产生活。
临行时，岑云端提出以后每年都来。毛泽东担心她路远误事，说三年见一次也好。岑云端坚持两年一次，两人便开玩笑“勾手为约”，还约定违约要赔一百架飞机、一百门大炮和一百斤猪肉。毛泽东送给她一套书，并在扉页写下：“毛泽东赠给岑云端同志。一九七四年一月卅一日。”同时给了她三百元路费。
回到广西后，岑云端把题字给韦国清看。韦国清说，既然主席早就称她为“云端”，不如正式改名。她这才决定把用了多年的“岑荣端”改为“岑云端”。
1975年7月，岑云端再次赴京。此时毛泽东双目视力严重下降，已经不能亲自读书和批阅文件。见到岑云端后，他仍叫出了“小岑”，只是话比从前少了许多。岑云端安慰他安心治疗，临走时还说：“主席，咱们约好了，等您好些了，我还来看您。”
然而，毛泽东未能等到下一次相见。1976年9月9日，他在北京逝世。岑云端抱着那套题有赠言的书，痛哭失声。那份始于舞池、延续二十多年的长辈情谊，也停留在了最后一次告别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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