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伴走后的第八个月，我在客厅坐了一整夜。
电视开着，声音调得很大，演的什么我一点都不知道。遥控器搁在茶几上，我够不着，也懒得够。屋里亮着灯，沙发旁边那把椅子空着，椅背上还搭着她最后那条灰围巾，我没收，也收不动。
我今年七十一，退休前是机床厂的技术科主任，退休后干了十年社区维修志愿者。我这辈子没怕过什么，年轻时下乡修水利，手冻得连筷子都握不住，我都没怕过。但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怕了。
不是怕鬼，不是怕贼，是怕那个安静。
老伴在的时候，晚上她在卧室看电视，我在客厅看报纸，她隔一会儿就喊一句："老陈，你那杯茶凉了还喝不喝？"我嫌她啰嗦，偶尔答一句，有时候懒得搭理。
可现在，我才知道，人这一辈子最怕的不是没人管你，是没人接你的话。你说了什么没人听，你想说什么又不知道跟谁说。
那段时间我做了很多荒唐事。早上起来煮了一锅粥，盛了一碗放在她那个位置上，然后自己端着碗坐在对面，吃到一半，筷子停了，看着那碗粥慢慢凉下去，突然就出了神。
等回过神来，自己的粥也凉了，我端起来一口气灌了下去，胃里一阵绞痛，弯着腰在桌边坐了二十分钟。
儿子在杭州，隔周打一次电话，开头永远是那两句："爸，吃了没？注意身体。"我说吃了，挺好。他说嗯，那就行。然后就是沉默。他想挂，我不舍得挂，就找话说。
问他工作忙不忙，他说还行。问他闺女期末考得怎么样，他说挺好的。我说你什么时候回来看看，他说最近忙，争取月底。月底到了，人没回来，电话照旧隔周一次。
我开始慌了。不是怪孩子不孝顺，是我发现自己不会一个人待着。
那阵子我老往小区门口跑，看人家老两口出来遛弯，看人家儿媳妇搀着老太太过马路，看人家孙子上学，我就站在门口的台阶上，一看就是一下午。
回来以后心里堵得厉害，坐在阳台上，盯着对面楼里亮着灯的窗户发呆。我老觉得人家屋里肯定热闹，一家子说说笑笑的，就我一个人守着这么大的房子，开着灯也像黑着。
有天我在小区花坛边坐着，旁边两个老太太在聊天，一个说我儿媳妇上个月给我买了个金镯子，另一个说那算什么，我闺女上个月带我去三亚玩了五天。
我坐在旁边听着，手里捏着一根没点着的烟，烟都捏碎了。回来以后我给儿子打了个电话，我说你妈在的时候，咱家也不是这样。
电话那头愣了一下，说爸，您什么意思。我说没什么意思，就是觉得这日子过得不像日子。
儿子沉默了半天，说："爸，要不您过来住？我给您收拾一间屋出来。"
我嘴上说不用不用，挂了电话。但那句话在我心里扎了根。我连着几天都在想，要不要去杭州。去了，能看见孙子，儿子下班能搭句话。
可去了以后呢？住在人家家里，儿媳妇面上不说，心里不一定舒服。我这点退休金，够我自己花，可要贴补他们一家，也紧巴巴的。去了一时好，时间长了就是另一回事。
我把自己逼进了一个角里，出不来了。
后来是一个人把我拽出来的。
老方，我机床厂的老同事，比我大三岁，老伴走了六年了。我老伴出殡那天他来了，握了握我的手，什么话都没说就走了。那之后他也没来看过我，我也没找过他。
直到有天我在小区门口坐着发呆，他骑着他那辆旧自行车经过，停下来看了我一眼，说："上车，跟我走一趟。"
我鬼使神差地就上了他那辆自行车的后座。一个七十岁的老头驮着一个七十一岁的老头，骑了二十分钟，到了城边他那个小院。
院子不大，三间平房，墙根种了一排月季，开得乱七八糟的。屋里收拾得干净，桌上摊着一本发黄的字帖，旁边放着毛笔和墨。他让我坐，给我倒了一杯茶，自己坐下来继续写字。
我问他写的什么，他说陶渊明。
我说哪个陶渊明，他说就那个采菊东篱下的。我说我知道，中学课本里学过。他说陶渊明四十出头就不当官了，回老家种地，图个清静。
刚回去那几年日子还行，后来一场大火把房子烧了，一家人挤在船上，靠亲戚接济过活。五十多岁穷得缺吃少穿，六十三岁病死在老家。
我说那他够惨的。老方把笔搁下，看了我一眼，说："他房子烧了，写诗。没酒喝了，写诗。病了，还写诗。他一个人把后半辈子的苦，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出来。写完了，心里就顺了。"
我没说话。老方又写了几笔，头也不抬，说："老陈，你怕的不是一个人待着，你怕的是待着的时候心里没着落。你得找一件事，是你自己愿意做的，不等别人点头的。"
那天我离开老方家的时候，他把我送到院门口，说了句："你先试试，每天给自己找一件事做，别管多大，做了就行。"
我回去以后没马上找着事做。头两天还是坐在客厅里发呆，但脑子里开始转了。我想了一辈子机床，手还算稳当，字却写得不好。
老伴在的时候笑话过我，说你这手，能修机床，写不了毛笔字。我想了想，去了趟文具店，买了一刀毛边纸，一支兼毫，一瓶墨汁。
第一天下笔，手抖得跟筛糠似的，写出来的横不平竖不直，我自己看了都想笑。但奇怪的是，我坐在那儿写了一个钟头，没想起别的事来。脑子里就盯着那一笔一画，哪有空想别的。
头一个礼拜，我每天早上起来先写一个钟头，写完了才吃早饭。第二个礼拜，我开始写整首的诗，先把陶渊明那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写了一百遍，写到后来闭着眼睛都能写。
老伴那条灰围巾还在椅背上搭着，我偶尔还是会看一眼，但不像之前那样看了就心口堵。
有天写完字，我去阳台上站了一会儿，发现对面那几扇亮着灯的窗户，也不是每一家都热闹。有一户人家，一个老太太坐在灯下织毛衣，旁边也是空着的。
我看了她一会儿，她也抬头看了我一眼，两个人隔着两栋楼的距离，谁也没跟谁打招呼，但各自坐回去了。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别人家的热闹是给别人看的，你自己的清静是给你自己留的。
我开始把日子往小了过。早上起来写字，写完了去菜市场买菜，回来自己做饭。不是什么复杂的菜，一碗粥，一盘炒青菜，有时候加一条鱼。
老伴在的时候嫌我做饭糊弄，现在我想怎么做怎么做，有时候花一个下午炖一锅排骨汤，炖到肉烂了，汤白了，我一个人坐在桌前慢慢吃。
吃完饭洗碗，洗完了坐下来翻两页书，有时候是老方借给我的字帖，有时候是我从书柜里翻出来的旧书。以前忙的时候翻不完，现在一页一页地看，看到了以前没注意到的话。
有回翻到《道德经》里头一句，"俗人昭昭，我独昏昏"，我愣了半天。意思是世人都觉得自己看得明明白白，就我一个人糊里糊涂。老子说这话，听着像自嘲，其实是在说，我不跟你们凑那个热闹。
我把这句话抄在毛边纸上，贴在书桌前的墙上。后来又添了一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天底下最软的东西，能在最硬的东西里穿来穿去，就像水能穿石头。我想，人大概也是这样。
老方后来又来看过我一次，看见我那墙上的字，点了点头，没多说什么。他在我这儿坐了一下午，我俩喝了一壶茶，说的话不超过十句。
走的时候他说："八大山人你知道不？"我说不知道。他说明朝皇室的后代，十九岁那年明朝亡了，一家人死的死、逃的逃，二十三岁出了家，当了三十年和尚，五十六岁还俗，一个人在南昌城外搭了间草屋卖画过日子。
七十九岁还给朋友写信借钱，说家里没米下锅了。八十岁，一个人在那间草屋里走了。
我说那他比陶渊明还惨。老方说："他画的鱼不画水纹，一条鱼孤零零悬在大片空白里，眼睛往上翻。他提过一句诗——墨点无多泪点多，山河仍是旧山河。就这几笔，几百年后的人看了还掉眼泪。"
我问他什么意思。他说："他把心里的东西都搁在纸上了。你手里也该有这么一张纸。"
我没接话。但那天晚上我坐在桌前写字的时候，忽然觉得笔底下不一样了。不是写得好看了，是心里有了一个地方，像是有了底。
不是什么大道理，就是这大半年一天一天悟出来的东西，攒在一块儿，垫在了心里那个空的地方。
老伴走了以后，我花了大半年才学会一个人把那顿饭吃完。说起来可笑，吃一顿饭而已，可你知道对一个过了几十年日子的人来说，一个人坐下来，把碗端起来，一口一口吃到见底，不中途放下筷子，不看旁边那把空椅子——这件事有多难。
但我做到了。
那天晚上我洗完碗，坐回客厅，电视没开。屋里很安静，但我没有怕。我坐在那把椅子上，旁边是老伴那条灰围巾，我伸手摸了摸，粗的，有点扎手。
我把手收回来，拿起桌上的毛边纸，铺开了，蘸了墨，写了一首诗。写完了搁下笔，看了一眼窗外的天，夜已经深了，对面那几扇窗户灯都灭了，黑黢黢的。
我坐在黑暗里，没有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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